尘封的乡档(106)｜苏氏家族有了功名，可参加上层社会活动获取更多资源

尘封的乡档(105)｜为保持家族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苏氏家族热衷于捐纳功名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获得功名，就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文化资本。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文化资本是一种稀缺性的社会资源，需要花费大量财力、时间去积累，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家族）是难以企及的。

俗话说，三代人难出一个贵族。用在科举时代，不仅三代人难出一个读书人，而且有的还要花费数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出一个获取功名的读书人。

但是，只要获得了功名，诸多好处就源源不断地跟来了。因为获得功名突破了阶层固化，上升到了更高的士大夫阶层，有了管用的话语权，说话有分量，有人听了，可以参与地方社会事务，从而获取更为丰厚的社会资源。

这样的话，这个家族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大望族，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还会被写入县志中。

有了功名，可以参加当地上层社会的各种活动

对苏氏家族来说，通过捐纳获得功名，有了官场中人的身份，就可参加当地上层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如参加当地只有有功名的人才可加入的文昌会。

这不仅能通过参加地区的文化活动来展示家族特有的地位，累积社会资本，提升家族声望，还有了享受文昌会规定的优待机会。

1914年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江西会馆前重建的东文昌碑上记载，凡参加该会者，除交必要的会费即“在会子孙有援例游泮（清朝称考取秀才为入泮）者，各上会底钱一千二百文”外，更为重要的是，与会者“子孙有人中举者，会内帮给京费银三十两给楚；如有出仕别省者，五品以上均照中举京费”，“会内子孙有中三大魁者，加倍赏给。”

也就是说，加入了文昌会的人，如果有子孙考中举人的，文昌会会给赴京参加会试、殿试的资费白银30两。

晚清时的士绅阶层（资料图片）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土地买卖契约中，乾隆35年（1770）每亩上等土地的价格为30两白银，嘉庆6年（1801）为42两，道光14年（1834）为36两，光绪2年（1876）为32两，1925年为46两。

所以，30两白银，在当时可以购买一亩左右的田地，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如果有到省外做官做到五品级别的，也会参照考中举人的标准给予奖励。如果有子孙在秀才、举人和进士考试中都考中的，会加倍进行奖励。

扩大社会交际圈还能获取更多社会关系资源

这些金钱的实惠与社会地位的提升，必然会刺激有读书天赋者尽力去博取功名，或家境殷实者不惜捐纳功名获得一个好出身，获取各种社会资源。

对苏氏家族而言，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无疑扩大了社会交际圈。

他们与社会地位大致相同的人群交往，彼此认可和接纳，同时积累着乡土社会中稀缺的、一般人可望不可及的社会关系资源。

例如，有了功名，逢年过节，县太爷会举行相应的茶话会，邀请其参加。这份荣耀，是普通百姓只能想却无法实现的。与县太爷相熟了，今后办事自然也就方便多了。

这就是社会关系资源。就好比现在一样，“上面有人”，这种背景，在某些竞争中，会秒杀不少人。虽然有不正之风之嫌，但事实就是如此，因为这种世俗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太根深蒂固了。

而家族中有名望的人，不仅可以与周围地方的亲朋好友频繁交往，还可涉足到当地以外的境域，构建广泛的社会关系，成为获取外来资源的窗口与纽带。

然后，他们又把所获取的资源带入本地区域，满足当地民众需求，赢得当地民众的感激与信赖，在地方上树立很好的形象。

打个比方，在地方上有头有面的某人，因为社会关系资源丰富，与“省上”、“中央”的关系不错，可以把地方上的一些事情直达“上情”，从而对地方上的事情形成良好的结果，当地百姓谁不会感激他、信赖他呢？

【下期看点】

尘封的乡档(107)｜不缺钱的苏国宽，先捐纳监生又捐纳贡生，获得“双文凭”

特别鸣谢：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