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乡档(88)｜买地者：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育婴堂，购置公产维持运行开支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在成都市区，有一条叫育婴堂街的街，不长也不宽，其得名是因为民国时这里有一个育婴堂。著名作家刘心武，就出生在这条街上。

所谓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一种慈善机构，也就是现在的儿童福利院，民间俗称孤儿院。

育婴堂历史悠久，在西方，早在1世纪就有了。在中国，历朝历代对慈善育幼事业都比较重视。

1870年，福建厦门的一所育婴堂。（资料图片）

慈善育婴事业在历朝历代的发展轨迹

自古以来，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弃婴行为。南方有的地方这个风气特别严重，女婴一出生，就会被溺死。

这样的行为，一方面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养不起女婴，有的是不愿意将来为女孩置办嫁妆；另一方面，是为了节省精力和资源，希望能尽早生个传宗接代的男孩。

民间的这种丑陋行为，引起了官府的高度重视。

汉文帝、汉景帝时，朝廷出台胎养令，以免征赋役的方式，表达对幼婴之家的体恤，这是中国早期的慈善育婴事业。

唐玄宗时，下令把京城乞儿归悲田养病坊收养，并由官府拨经费补助。

元丰3年（1080），苏轼在黄州设立救婴组织，对愿意收养幼婴的家庭资助一定的钱米，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专门从事慈善育婴事业的机构。

宋徽宗时，蔡京主政，育婴慈善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所收遗婴由官府雇人乳养，给予衣食，并提供教育。孩子大一些后，有的送到宫观、寺院为童行（进入寺观出家但还没有取得度牒的少年）。

绍兴13年（1143），南宋京城临安创设慈幼局，后来曾多次修葺。

隆兴2年（1164），吴兴县知县郑作肃创设散钱米所，收养被遗弃的小儿，这成为后世举子仓的雏形。

淳熙年间（1174-1190），福建安抚使赵汝愚上奏朝廷，请求把官庄和常平仓的一部分钱米充作育婴费，这是南宋第一个以拯救婴儿为主旨的举子仓。此后，举子仓的设置开始普遍化。

所谓举子仓，是南宋不少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发起成立的社会化育儿公益基金，又被叫做举子钱库。

举子仓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一是国家田产的租息，也就是国有资产的利润拿一部分出来；二是各地财政支持一部分；三是民间富人的捐献。

举子仓的赈济标准一般是：每户贫困产妇每产一胎，给米一石，有些地方还有现金补贴。举子仓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绅办性质的公益基金。

宋朝后的近300年，育婴事业停滞不前，直到明朝后期万历年间才逐渐恢复。

育婴事业的大力振兴，是在清朝立国后。顺治初年，孝庄太后倡导并出钱资助，清政府在北京崇文门外置办了一所育婴堂，此后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并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合理的管理办法，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先进的。

创办于雍正二年（1724）的湖南长沙市二里牌育婴堂旧址（资料图片）

成都育婴慈善事业比较兴盛

作为慈善事业，育婴堂的资金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由州县官员和地方士绅、富商或拨给公田、公费，或捐钱、捐田赞助；二是朝廷财政拨款补贴；三是用前两项资金购置田产、房产，通过收取田租、房租来维持开支。

在留存至今的土地契约中，有不少是育婴堂购买田产、房产的凭证。

光绪2年（1876）十二月二十日，魏廷吉“情因需银使用，移窄就宽”，把先祖传给自己的12亩多水田，正草房两间、草楼门半间“搭在田内受价”，一并卖给育婴堂，总价为1032.83两银子。

光绪9年（1883）十二月二日，刁涵秋“情因移窄就宽”，把名下总面积为6.6亩的水田卖给育婴堂，总价为九九色纹银325两，育婴堂有8个首事在契约上留名画押。

光绪15年（1889）十一月初七日，林谭氏与侄子林锡通、林锡儒，“情因移窄就宽”，把一块面积为0.4亩的旱地出售给育婴堂，总价为九九色纹银13两。

光绪28年（1902）十二月，魏修之“情因移窄就宽，需银使用，夫妇合家商议”，把总面积34亩多的大小17块水田，半个院子的草房屋等房产，一起卖给育婴堂，总价为2075两银子。

分析以上4份土地契约以及其他卖给育婴堂的契约，我们可以发现，育婴堂购买的田产和房产，大多为价值数百两、上千两的产业，只有一处为13两。这说明，育婴堂基本上是以大宗交易为主，显示出其经济实力雄厚。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清朝直到晚清时，成都育婴慈善事业是比较兴盛的。

【下期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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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