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尘封的乡档(65)｜典型契约：见证人最多达46人 基层政府人员大量介入民间买卖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土地契约显示，一次性上百亩的大宗土地交易较多。
咸丰九年（1859）三月二十日，毛卫汀与4个儿子毛树棠、毛树桐、毛树榆、毛树勋在卖地定金契约中写道：“情因移窄就宽，愿将先年所置田地一处出售”给苏心权，田地坐落在华阳县卓家店，面积有130多亩，堰塘3口，一个院子的大草房，“一切寸草寸木，寸土寸石”，概不除留，总价为九九呈成色价银1780两。
张庆远一家将产业卖给苏秉权的土地契约。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同治元年（1862）十月二十七日，张庆远与儿子张杰堂在卖地定金契约中写道：“阖家商议，情因需银使用，愿将先年自值（置）”的一庄水田出售给苏秉权，坐落在华阳县“南门外下三甲八十三支，地名洗面桥侧近”，面积共132亩，基址一座，林园竹树一并在内，“所有佃客住房均照佃约点交买主。”总价为九九色纹银4400.4两。
毛卫汀一家将产业卖与苏心权的土地契约。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这两份卖地定金契约，都是成都东山望族苏氏家族购置产业的凭证，虽然没有相应的土地契约与之印证，但我们此前说过，在诚信精神和严厉的惩罚条款约束下，定金契约中约定的买卖，最终都是成功的。
两份契约中，第一份交易面积为130多亩，第二份为132亩，都属于大宗交易。不过，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问题：两份田地面积差不多，为何一个卖1780两，另一个却卖了4400.4两？悬殊为何如此之大？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认为，首先是当时的经济形势使然。
道光、咸丰年间，由于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白银在升值，虽然人口在增长，但土地因其具有稀缺性的本质特征，土地价值在逐年上升。两份交易尽管只隔了3年，但土地价格上升趋势凶猛。
其次，两份交易中，土地所处的地域不同。张家出售的土地在华阳县南门外的洗面桥，也就是现在成都市区的洗面桥，属于平坝上的优质田地，在一环路内。尽管当时可能还是农田，但无疑已经非常靠近城区了，位置优势突出，地价自然金贵。
而毛家出售的田地在卓家店，虽然这个地名现在难以查证具体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东山上，土地产量比平坝少，地价要逊多了。
再次，土地的价格与土地的品质是成正比的，上等土地的价格与其他等级的土地差别很大。两宗交易虽然没有明确土地品质，但从交易价格上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在两份契约中，卖主卖的田地都是“先年”自置的产业，而且都是把地佃租出去了的，基本上可以肯定，两个卖主至少是小地主，只是其卖地的原因，把两家人的经济状况表露无遗。
毛家卖地是因为“移窄就宽”，张家卖地是“需银使用”。这说明，毛家家运仍在往上走，卖地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张家则家运开始衰落，因为生计而不得不卖地。
而买地的苏氏家族中的苏心权和苏秉权，通过大量买地，成为苏氏家族强势崛起的核心人物。
两宗交易反映出的最本质问题是：社会财富与阶层的变化。
【下期看点】
尘封的乡档(67)｜典型契约：动辄一次性买上百亩地的地主 为何还买0.3亩地？
特别鸣谢：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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