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物｜蒋蓝：帝王学的力推者王闿运（上）

四川人物｜蒋蓝：帝王学的力推者王闿运（上）

文/蒋蓝

王闿运（1833—1916年10月20日）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晚清最著名的帝王学实践者。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军志》《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总是结交“第一人”

钱钟书所记《石语》里，陈石遗对钱钟书谈及王闿运，认为其“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仪表恶”是着眼于王闿运个子矮小；“人品低”则无进一步解释，大抵是指他佯狂、倾心权贵、自视甚高吧。钱钟书也认为，王晚年的作品纯然打油诗而已。早年《雪夜集》中的七言绝句，已不免是英雄欺人了。才子论人，未及其余。这样的看法，未必客观公允。诚如近代学人郑逸梅先生所言，近百年来，金声玉振、举世倾倒的王闿运被“施以五颜六色的打扮”。很显然，他就是历史学里所言的“箭垛式的人物”。

王闿运的先祖是在明代从江西徙居于湖南省衡阳西乡，居住数世之后，搬到了湘潭乡下。王闿运在少年时候就成为了孤儿，是由叔父抚养长大。据说他自幼资质愚钝，但是他十分好学，颇得塾师蔡先生的赏识。王闿运苦学，蔡小姐早已属意，蔡先生旁观者清，不由得心中大喜。蔡小姐名菊生，知书达理，能诵《楚辞》，有咏絮之才。据王闿运本人所叙，他与蔡菊生订婚当夜，梦见庚帖上写着一个“媞”字。婚后，他以“梦媞”为蔡夫人的别字，足见才子的敏捷。

可以说，千古之下，能够彪炳湖湘称为学术北斗的，除了屈原、贾谊、杜甫、王船山之外，晚清湖湘文化中最为特立独行者，当非王闿运莫属。他的一生折射出晚清变局的种种氛围，是颇为光怪陆离的一生。晚清笔记中有“一个半湘潭举人”的说法：“一个”指王闿运，“半个”指左宗棠。左宗棠在当婚之年，入赘湘潭周氏。夫人周贻端在湘潭周氏桂在堂居住十有余年，女婿历来被称为“半子”，所以称“半个”。以左宗棠彪炳千秋之武功，王闿运辉映天地的锦心绣口，两人虽功名仅为举人，成就却在文武两道，均是璀璨其极。王有恩于左，而左素来厌烦文人，尤其不喜欢游走于权力之间的王闿运，两人的恩恩怨怨，构成了晚清官场的一道景致。

元朝无名氏写的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的“楔子”里，有一句千古名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那么，买主越大，价钱自然开得更高。如何巧舌如簧，如何寻找买大主与大恩主，也成为了古代文人的“事业忧郁症”。但王闿运非常沉得住气，审时度势，耳听八方，恰如古人所言“鹰立如睡，虎行似病”。

王闿运的书法

王闿运标准像

王闿运一生里，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从25岁到55岁这漫长的30年，文名惊江湖，见识撼官场。25岁中举，他结识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人”肃顺；进入四川后，后结交了“川中第一人”丁宝桢。王闿运与一般文人竭力吮痈舐痔不同，他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见大官则藐之”的战术被他运用得十分娴熟。既要不卑不亢，又要具让官场对自己的学识产生“饥饿感”。这还是在于他学问充实于心，浩然之气充实于心。王闿运曾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文字：达官贵人穿着金貂皮，平头百姓想见他们，必须打通各种关节，就像一条狗钻入金貂群中，忍受别人的冷眼。袁枚有诗：“金貂满堂，狗来必笑”，说的就是这回事。可见，他早有心理准备。

王闿运考中举人后，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王闿运的同学龙汝霖当时受聘为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经他引荐，肃顺见识了这个少年老成、志在社稷的好青年。肃顺是郑亲王第六子，少年时纨绔无赖，成人后金盆洗手，有澄清天下之大志。在大臣中，他敢于任事，而且铁面无私，深得咸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有见于晚清时局困厄，他主张延揽天下精英，无分满汉，唯才是举。

有一次王闿运为肃顺代写折子，皇帝看了叫好，就问肃顺是谁写的。肃顺有心推举，回答是湖南举人王闿运。皇帝问这样的人才为何不出来做官？肃顺说此人心志太高，不是穿貂的官不肯做。当时翰林才能穿貂。皇帝就说，这有何难，就赏他穿貂！但王闿运却认为这个位置是出于恩赏，“自视甚高”者就不能轻易放下身段，就没有接受。

王闿运深知，肃顺，好谋而缺智，刚直而乏柔，终究难成大事。自己若一门心思绑在这棵树上，很可能会殃及池鱼。于是，他听从好友严正基的规劝，托故去山东云游。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以肃顺为首的8位“顾命大臣”，连各自的性命都顾全不得了，一股脑儿成了刀下之鬼。肃顺被杀后，人人都想撇清与之的关系，王闿运并非忘恩负义之徒，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话很明白：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我却认他为“府主”。虽然是事后评论，但足以显示王闿运的异见。

让曾国藩成夜失眠之人

牛刀小试之后，王闿运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王闿运23岁，曾国藩44岁，

野史记载，举世之中总共只有三人能让修心功夫超一流的曾国藩彻夜失眠。一是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曾国藩视这位扰乱大清国运的“大逆”为眼中钉，一日不除，则寝食难安；二是慈禧太后。她喜怒无常、重猜忌，曾国藩自知功高震主，如履垒卵，又怎能睡得踏实？三是大才子王闿运。

有一次，王闿运去拜访曾国藩，正好曾国藩有事没时间接见他。第二天曾国藩派人去请他吃饭，王闿运极为不满，说：“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他顿饭的吗？”坚决不去！坐船就走了。这一是倨傲，二是摆谱。他希望得到曾国藩对自己心悦诚服。

从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 年）六月初十到八月十八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他们交往的痕迹。在这70天中，曾国藩与王闿运14次长谈。其中七月十六日一则：“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而到了八月中旬，曾国藩收到弟弟曾国荃和湘军将领李元度的信，提醒他“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没有不透风的墙，王闿运与之的交谈已经引起旁人关注了。

王闿运苦口婆心，说服曾国藩“养寇自用”，不要急于攻打太平军，应该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鉴于大清王朝根基已朽，太平天国内耗严重，惟有湘军的势力如日中天，可以坐观成败，然后徐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大好河山之主即可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

什么话？这还了得？！

王闿运滔滔雄辩，手舞足蹈，精骛八极，根本没有注意到沉默的曾国藩，低头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上不停地写写划划。突然有人来禀报，说有要客来拜访，曾国藩对王闿运拱拱手说：“先生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说完就出去了。王闿运起身，这才发现曾国藩蘸着茶水在几案上写的字，竟然全是“妄”“谬”等字。等曾国藩回来，王闿运谈笑如故……王闿运明白，自己的宏大构想，不过是“妄人”的狂想。事隔多年，王闿运告诉自己的门生、杨度的胞弟杨钧，他与曾国藩私下议事时曾进言：“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说明他的确是饥不择食地忘情推进帝王学的。

王闿运与帝王学

帝王学是后起之词，比它渊源更早的一个词是“帝王术”，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当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可见司马迁对“帝王术”是明显贬损的。商鞅乃法家的人物，可见“帝王术”并不是纵横家的专利，而是权力聚光灯下，各色人物的一种飞蛾扑火的技术。

湘军志十六卷 （清）王闿运纂。民国十八年（1929）成都志古堂刊本

王闿运为杜甫草堂撰联。作家老舍补书

在我看来，王闿运的帝王学就是经学的权力化、实用化。他心目中帝王学主要是“通经致用”之学，一改刻板的经学，把经学运用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化学为用，并产生积极影响。所以，王闿运的帝王学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讲的如何成为皇帝的秘术，也不是马基雅维利的铁血统治之技。王闿运谈纵横、好大略，讲究辅佐非常之人成就辉煌大业，所以，他的“帝王之学”实质上是正宗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可是，这又几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畅想录，在纸上可以成立，如何可能得到落地呢？这就注定了王闿运的晚年寂寞。

他曾与弟子说：“尧、舜、孔子可以为师，杨、墨百家可以为友。”道、墨诸家俱得先贤经学的一个方面，各有其长，济世当博采各家之长，而不能画地为牢。王闿运区分了正宗儒家与伪儒家，用他的话来讲乃是崇孔避儒，认为孔子是不可及的大圣，但孔子的后世包括孟子、荀子都是榆木脑袋，不足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避而不谈性理，而孟子、荀子引儒入性理的空房子，到了等而下之的宋儒更是揉入了佛家之禅意，居静主敬，毫不注意对经世实学的根本，所以他们心目的人才只能是一帮伪道士。一到危难之际，“平生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一死了之，怎敢望这样的人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王闿运经常痛诋“宋学害心术”，讽刺朱熹的“道统”为“稻桶”。

所谓“帝王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唐浩明《帝王之学：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这个解释，显然不一定是王闿运的答案。

在王闿运一生里，“帝王之学”执行有两条明显线索：第一，自己动手，寻找同路人。毕竟是书生，书生当然有“致君尧舜”的理想主义。帝王学要大行天下，需要权力助推，一定要与合适的权势人物合作。第二，退而求其次，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也是经学使命的宏大抱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