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连载丨《天路叙事》07

蒋蓝 著

二郎山筑路记

新筑川藏路有三大工程最为艰巨：二郎山、“橡皮路”、八大桥工程。

川交二处原党委书记邓天书近年致力于编纂公路志书，以亲身经历为线索，参阅了大量档案，对我谈起了时任“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治委员穰明德。

第一个接受中央修筑进藏公路任务的正是穰明德。随即贺龙司令员对他下达了指令：“我给你命令，九月一日通车甘孜。”

穰明德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干部，1912年出生于江西省莲花县，多年的革命生涯，把他锻炼成一位性格倔强、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后来成立“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他兼任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4年时光里，在康藏公路全线，“穰部长”无人不知。也许这一姓氏较为罕见，不知谁把“穰”字不规则地简化成了“稂”字，读音由“让”变成了“郎”，以讹传讹，约定俗成，人们一直就这么称呼开了。由于他对战士、民工特别关爱，深知疾苦，总是为第一线战士、民工力争保障，“穰青天”之称，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

二郎山风雪运输险（原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公路交通史》）

作家高平指出：“‘穰青天’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了解，是首先从技工大队传出来并且叫响了的。因为他一能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二能关心群众，体恤下情。他在一次同我做深夜长谈时曾经说‘对任何人我都决不姑息，对党内的人，我特别严。对我亲近人，我不能有丝毫的宽。’有一年，他因为自己的亲弟弟组织续不清，竟把弟弟送到公安局蹲了三天。他同妻子远隔两地，他笑着承认：‘我们夫妇也经常在通信中进行思想交锋。’他不止一次地宣称：‘对于保守主义者和向困难低头的人，我要做无情的斗争。”（《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1950年3月，18军在乐山召开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同年6月进藏先遣连已经到达甘孜，昌都战役也即将打响，物资及运输保障成为关系进藏成败的首要问题。二郎山的旧公路是国民党时期修建的，已经千疮百孔、荒草丛生，路面只有一米多宽，无法行车。后经我工兵二十多天奋力抢修，于1950年5月30日勉强能通车，但随着6月雨季的到来，又被严重的塌方及山洪爆发而阻断。前方的物资供应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威胁，尽快抢通公路成为当务之急，需要大批的人员投入。在这种情况下，18军、师（54师）党委决定把抢修二郎山险段的任务交给正在川西参加剿匪的162团。部队被紧急抽调回驻地邛崃，接受了抢通二郎山道路的新任务。

162团是18军中第一个投身筑路的步兵团，自成立以来一路南下、屡建战功。刚听到要去修路时，习惯于在枪林弹雨中拼杀的勇士们想不通，觉得怎么一下子就要和泥巴、石头打交道？从组织上说，不过是一纸命令；但从思想感情上转不过弯来，甚至觉得比“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还难！

经过反复学习党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指示，领会了进藏的伟大意义与抢修公路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战士们想通了：今天能够和泥巴、石头“打”起来，正是长年流血牺牲奋斗争来的！因此，应该而且必须把战场上的拼劲拿到劳动中去！6月下旬，部队满怀着“开路先锋”的豪情，从邛崃踏上了奔赴二郎山的征程（《二郎山上不怕风来吹、不怕雪花飘》，《西藏日报》2016年8月16日）。

部队汽车经过雅安后，就驶入了崎岖不平、弯曲陡峭的便道。停停走走，有时还要推车前进，再往前路况就更坏了，于是决定徒步行进。沿着公路走了十几公里，便是深山峡谷。便道多被塌方堵塞，或被洪水冲垮，断断续续，部队索性改走羊肠小道。经过两天半的艰苦跋涉，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两路口（现在的两路乡新沟村）。两路口是两条道路的岔口，一条翻越二郎山到泸定、康定方向；一条经后沟通往宝兴场方向。

在十分陡峭的坡地上安营扎寨后，大家才发现修路还是一门技术活。战士熟悉的是投弹、射击、拼刺刀、爆破，砸石头、垒堡坎、打炮眼是头一回，一时还掌握不了。刚一开始，大家用十几斤的大铁锤打炮眼，可是打不准钢钎头，掌钢钎的战士手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砸出的血泡，伤病员不断增加……

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后来推广3人一组打炮眼法：一人掌钎，两人抡铁锤，随时轮换，减少休息，提高工效。另外，一些出生于农村的民工对于砸石头也想出了好方法：利用树枝、树皮、旧布条等废物做成圈子，把石块放在圈内，用铁锤击打，既省力，也减少了石头飞溅造成的伤人事故。

部队在施工中遇到技术难题时，团部请来来一位技术员，他向大家讲解了公路建筑结构原理，泥石配料比例、路面铺筑、路拱横坡度、小涵洞设置和排水沟处理等技术，使指战员增长了筑路工程技术知识，减少了施工中走弯路或返工的现象。

二郎山上罕有人烟，没有集市，买不到蔬菜副食品，部队只好自己想办法，战士上山去挖野菜。他们出没在树丛、荒草、乱石之中，抵御着蚂蟥、虫蚁的袭击割挖各种野菜，以满足大家的基本需要。 作家高平《川藏公路亲历记》提到，162团的三连，专门抽调了朱庆顶等5个战士去挖野菜。在90天里一共割挖了野韭菜等各种野菜1150多斤。

解放军就是解放军，推进速度是神奇的。到1950年6月中旬，公路已经修到了二郎山腰。

二郎山海拔仅有3437米，但由于这里的气候是典型的“阴阳脸”，阳面面对的是康区的高寒干燥气候，天气晴好；阴面面对的是川西的温暖潮湿气候，加上施工期正值夏天，雨水多不说，还时常夹杂着雪和冰雹，施工条件极为艰苦。

由于二郎山山体的结构是泥、沙、石的混合，土质不易粘合，雨水一冲很容易造成塌方。部队清理堵塞在山上老路基上的长达几公里的泥石流形成的堆集层，就付出了巨大代价。

指战员们便开玩笑地说，那些频频出现的塌方，叫做“破坏交通的敌人”。因此，只要哪里出现了塌方，指挥员就大喊一声：“敌人阻碍运输了，干掉他！” 战士们便跑步前进，一口气把路上的沙石收拾了。人们的身上沾满了泥水，于是大家就戏说，“穿的是呢（泥）子军装”（罗光德《二郎山：“分水岭”上的百年》，《雅安日报》2008年2月17日）。

6月25日那天，天气晴朗。解放军把公路修到了二郎山的山顶垭口。看到艳阳高照的雄伟山色，战士们放下了手中的铁镐、钢钎、撮箕，欢呼着跳起来……

对于工程里出现的质量问题，作家高平回忆了一桩往事：自己写过一篇歌颂高原驾驶兵的作品，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半个轮子悬在崖边开了过去。”穰明德看到了，毫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路能让汽车走吗？这哪里是人修的？是狗啃的嘛。你们这些同志就是爱犯片面性的毛病，表扬了开车的，却批评了修路的。”（《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从这件事情，可见穰明德的认真。

穰明德在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之余，在筑路实践中刻苦钻研成长为了公路专家，并将实践经验写成《西南公路建设中的若干问题》等著作，创建了西南交通专科学校（重庆交通大学前身），亲自担任校长。他在首届开学典礼上寄语师生：“誓为前路坦途甘当铺路石头，今天已积淀为重庆交通大学“明德行远、交通天下”校训精神和“甘当路石、进无止境”的办学传统。1953和1954年从康藏公路的筑路工地上共选送96人深造培训，其中送往重庆公路学校（重庆交通大学前身）80人。

二郎山下，大渡河带着泛起银光的波浪蜿蜒向东而去，周围的金栅山和大、小野牛山，及一座座相互牵连的无名山峰侧身耸立。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宛如一条长长的哈达，与山间参天古树和缭绕云雾融为一体。

70年流金岁月，弹指而过；70年的筑路传奇，也留给了历史无数的想像和追忆。如今留在二郎山垭口上的那段长达25公里的盘山公路，也在2001年1月11日二郎山隧道工程全面建成通车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老公路的不少地段，甚至已经长出了齐腰的荒草，但生发于此的伟大传奇，从未停歇。

作者简介

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黄河》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四川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四川省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散文学会特邀会长，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已出版《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踪迹史》等文学、历史专著。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笔、主编，现供职于成都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