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洪福乐：离乡多年，我成了母亲的客人

文/洪福乐

母亲病重已5年多，从最初的卧病在榻，到如今基本能自理，生活的希望愈发明朗起来。在这期间，家里总会来往些人，有的提着水果饮料，有的则空手而来说几句心窝话，他们都是来看望母亲的客人。

面对来客，母亲最初是并不开心的，因为她实在无法接受躺在床上的自己，更不愿让别人看到她的病况。但出于自身的修养，母亲还是会对任何来客都笑脸相迎，让人瞧见她的坚强，并告诉他们，你看，我并不会被病痛击倒。

后来，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母亲能下地走路了，但来看望她的人却渐渐少了，偶有从远方来的亲戚，也是顺道路过，看一眼便匆匆离去。加上平常生活距离远，与母亲能聊的话不多，见面也多是诸如“好些没有”“日子会好起来的”的话语。

这时候，母亲每天倒开始期待能有人来了，因为卧病的日子实在无聊。我在部队不必说，妹妹已进了大学，父亲需要谋生，手脚并不灵活的她，也没法靠做事来打发时间，唯有家中那台电视陪她。

我每念及此，总无法想象母亲内心的煎熬有多深重。唯一知道的，就是那般日复一日重复着的乏味生活，已经击退了母亲曾经独有的骄傲与乐观。

母亲的孤独我无法体会，倒是离她愈发的远了，更清楚地感受到她对生的希望，仅靠我和妹妹的成长来支撑，以为她终日无聊时的幻想提供一些新的养料。

我离家从军已9年，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远方度过。每次与母亲的电话总能聊上个把钟头，重复地说着上次通话的话题。我常担心母亲的身体，可母亲却总是宽慰我说：“我马上就会好起来，到时候就能给你带孩子了。”“你放心工作，我在家一切都好。”

我实在明白，那风雨飘摇的家，正经受着怎样的摧残，父亲那渐密的白发背后藏着多少的辛酸。

不知何时开始，我也成了母亲的客人。

在母亲能下地行走后，每年年假，我都会分作两次或三次，一是工作原因不能走太久，二是希望能让我和母亲的日子都有新的盼头。

周转几次车站，好不容易回到家时，家里人似乎都显得“拘谨”起来：父亲会特意将昨晚的剩菜收起，专门备些菜品；母亲会换上新装，以此彰显精神；妹妹则将我行囊里的衣服鞋子拿出来，为我洗净。

这个家都想要为我做些什么，对于我的到来，他们显得尤为热情。这一份热情，却让我感觉与他们疏远起来，我于这个家而言，似乎已经彻底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

我回家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便是换上军装，牵着母亲上街走一走，这是母亲最能恢复往日神态的时刻。街坊邻居们远远看着我们，都会笑着热情地打招呼：“哎呀，当兵的回来看老娘了。”“这儿子在部队这么久了，还是出息了。”母亲则在我的搀扶下开怀地一一回应着。那一刻，我似乎就是别在她胸前的一枚军功章。

蔡崇达在《皮囊》里说过，我们终归成为了既没到达远方，而又失去了家乡的那个人。近几年来，我对此的感受愈发深刻。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归乡的日程几乎都是如此：从部队匆匆回到家乡，与他们说几句宽慰的话，购置几件衣服，然后匆匆离开，留下一地鸡毛，以及母亲成日的思念。

回到部队，整个家乡的样貌又开始模糊，只有母亲靠在门前看我远行的身影却日复一日愈发清晰。耳畔常回响起她那一句：“你快走吧，我等看不到你了，就回去了。”

今年，母亲的身体已多好转，每次通话都会告诉我如何如何能够做些新的事情，或是问我朋友圈更新的照片是去了哪里出差工作。电话里，我因在远方而内心常怀愧疚，母亲却因我在远方而备感骄傲。

我知道，所谓生命的成长，在岁月的流逝中，体现在我和母亲身上，便是我愈发健壮，母亲愈发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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