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评论 | “种地先交钱”牵出更多前情，制度探路当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蒋璟璟

近日，有媒体报道，内蒙古开鲁县有镇、村干部不顾此前签订的土地协议，阻止农户下田耕种，要求种地要交钱。报道发出后，迅速引发关注和热议。23日，开鲁县发布情况通报称，“增补承包费”为开鲁县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工作采取的处置方式之一，即由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的有偿使用费；关于农户们的诉求，通报表示该村群众已同意采取诉讼方式主张权益；对报道中干涉春耕的镇村干部，给予该镇党委副书记免职处理、党内警告处分。（中新社）

详细梳理此事来龙去脉，我们会发现，其远比此前社媒“让农民种地先交钱”的话题标签复杂得多。事实上，基于政策框架和经验直觉而言，所谓“交钱种地”的说法，本身就极为可疑。自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大体来说，“种地不交钱”作为一项制度成果，早已稳定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此番被网络热炒的“种地先交钱”，实在是有些耸人听闻的意味了。而从后续公布的信息看，此事果然没那么简单。

简而言之，此事或许更适合看成官民间“利益纠纷”的外溢而非“以权敛财”的倾轧。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某些基层官员，在此过程中失言失态、横行霸道，被镜头拍下现行，而后被全网声讨、被免职处理，这纯属于咎由自取。而超越对这一众矢之的“丑角”的义愤，此事更核心的看点，其实是“新增耕地”“增补承包费”。置于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波澜壮阔的背景下，发生在开鲁县的这起冲突，如同一朵“浪花”，它是总会形成的，却又是“各有形状”的。

开鲁县是“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单位”，既然是“试点”，天然就有摸索探路的意味，就难免要试错、有波折。最近的这起事件，之所以会闹大失控，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制度落地与既存利益结构的冲突”。村民张某于2004年与村委会签订5600亩荒沼草甸子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畜牧养殖”，但是后来其擅自将之开垦耕种，结果导致原本的“林草地类”被认定性质变更为“耕地”——按照政策，这部分多出来的“新增耕地”是需要缴纳“增补承包费”的。

的确，“新增耕地”也是农田，是生产资料，是村集体资产。相较于由历史沿袭的、本就各有其主的“家庭承包田”，这部分“新增耕地”的分配更为复杂。若不基于“有偿承包”之原则，而是白送给谁种，那么必然有损公平且有利益输送之嫌。就此来说，张某理应“交钱种地”。然而，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新增耕地”是怎么来的？如果说是村集体出资平整而来的，自然没有争议。但倘若是由个体出钱平整得来的“新耕地”，这笔账又该如何算呢？

有合同按合同办事，这固然无可非议。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在基层场景下，以往为了尽可能把荒地包租出去，“纸面合同”经常是幌子，双方并不会严格较真执行。在这套游戏模式中，承包方私自变更土地用途的操作不在少数。处置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极为棘手，若是严格按照“违约”追责，当事人自然很难接受。在其看来，枉顾其治理荒地、平整土地的资金投入而只按规定收取“增补承包费”，无疑是有失公允的！

须知，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合同”或曰“契约”是存在极大弹性的，其与城市场景、现代市场经济，是两种生态。开鲁县的这起纠纷中，制度新规与既成事实、合同约定与实得利益的冲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但既然是“试点”，就不怕暴露问题。能否妥善地解决问题，探出一条路、树立一个方法样本，这更令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