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双城志·经济共生㉛｜谢元鲁：从吸引到辐射，成渝“双内核”新阶段

封面新闻记者 刘付诗晨

专家简介

谢元鲁

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师大旅游与城乡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成都市科技顾问团顾问等职务。 长期从事政治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学和旅游经济研究与教学。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宣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从2011年的“成渝经济区”到2016年的“成渝城市群”，再到今天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地区在全国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成都与重庆，这两座相依共存了千年的城市，组成的巴蜀地区，齐头迎来一个个变化而又缤纷多彩的浪潮。它其中的丰富、包容、迅猛与开阔，为西部乃至整个内陆地区不断涌现的种种声音提供了孕育的土壤，也贡献了最大的力量。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成渝城市群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分别占川渝两地总和的90%左右，四川和重庆地区的生产总值合计超过6万亿元。2014年，两地生产总值在全国的5.49%，而2018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6.6%左右。

成渝的不可分割，是文化上的共融，是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更是发展的共同需要。谢元鲁在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强调，要把成渝双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目前的国家级经济区来看，单核几乎是无法发展的。我们看到国内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多核的。而整个四川盆地，有两个中心城市做支撑，成渝两地这样的地理优势是很难得的，这也是其能成为第四个国家级经济区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成都、重庆与周围城市自古就有密切联系，建立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四方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巴蜀文化形成兼容和开放特点的一个重要促因。特别至唐代，因为地理位置上远离京城长安，自然而然地成了文人贬谪的主要场所。盛唐时期的高盛、岑参，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刘禹锡，以及晚唐的李商隐、贾岛等，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一片混乱，巴蜀地区更是凭借易守难攻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了广大人民理想的避难之地，杜甫也成为其中一员。“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无一不揭示，成渝两地是长江流域上游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口岸。

水路交通因其方便，且承载量大，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而这也是成渝两地交通发展在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直至宋朝，著名诗人陆游与范成大分别在两人的《入蜀记》和《出蜀记》里都描述了从往返于长江上游至下游的一路历程。

谢元鲁：成都和重庆的交通从历史发展来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从先秦时代到唐宋时代，这是第一个阶段。此间成渝双城之间的交通主要还是水道交通，锦江坐船顺流而下进入岷江，然后再进入长江，而从成都要到长江下游，船也必定要经过重庆。成都有名的古迹是万里桥，也是当时诸葛亮要送使者去东吴，在那送他下船，由此而得名。

这种情况持续到明代，自明代起陆路交通开始重要起来，这是第二阶段。比如龙泉驿，就是明代中期设立的一个驿站。还有东大路，也是明代，从成都起始，翻越龙泉山往东直到重庆的一条重要交通线。这条陆路和今天的老成渝铁路路线是差不多的，往东南方向走，经过内江，一直走到重庆。但由于当时马匹花费高昂，主要的货物运输和商业交通还是通过水路。

从这两阶段可以看出来，历史上成渝两地间，成都一直是行政经济中心，重庆则一直是交通中心，两者往来紧密，又相互补充。

出现重大改变是第三个阶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轨道交通进入国内发展，四川也不例外。二十年代，成渝公路开始修筑，这是四川近现代交通的开端。完工时间在1928年，从那时候起，成渝之间开始有了汽车。

第四个阶段，从50年代开始，四川交通进入轨道交通时期，而成都第一次有铁路，通向的就是重庆。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直到90年代至今，成渝之间的交通进入现代化阶段。主要是高铁和高速公路，以及航空。这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巴蜀相隔，坐船要起码十几天，路上骑马赶轿子要七八天，刚通公路时汽车也要开两天，而今天，只需要一个小时。归纳来说，最近的三十年，超越了以往的两千年。

自1997年重庆被批准设立直辖市以来，当时川渝两地的相关学者就已在思考，川渝两地在行政区划上分开之后，经济社会如何展协调的问题。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目前所提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中名称的变化，也体现出两地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

其中谢元鲁提及，城市群与经济区相比，更加注重城市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设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就在于要突破成都、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吸引带动作用，以强化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和培育发展中小城市为着力点，以两个内核的作用带动整个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焦。

谢元鲁：从目前的国家级经济区来看，单核几乎是无法发展的。我们看到国内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是多核的。而整个四川盆地，有两个中心城市做支撑，成渝两地这样的地理优势是很难得的，这也是其能成为第四个国家级经济区的原因之一。

之前我们谈到交通，也是因为要形成经济区，两个核心城市之间交通一定要方便是基础。此外，中间也要有广大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地带。用这个角度来说，成渝两地显然也是有自己优势的。中间没有什么大山阻挡，主要是丘陵和平原，交通非常方便。

但其中也有问题，就是成渝两地之间的城市群，目前来看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慢，主要以三四线城市为主。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因为成渝两大经济核心的吸引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没有达到鼎盛时期。只有成渝两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才能把它们的产业、经济能力向外辐射，而目前两者还处在的吸引阶段。这个阶段还要持续七八年甚至十年。等到成渝两地产业、人才各方面发展更成熟，资源饱和后，才能向周边辐射。

一个城市群，能同时得到政府和学界的认可，从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背后常被认定具有一定某些深层次的原因。

成都、重庆作为两个国家中心城市，常被认为是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中之重”。谢元鲁认为，在全球经济并缓的形势下，在西部，提振一块相对远离全球化经济波动经济板块，是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对冲逆全球化对东部经济冲击的一大战略。

谢元鲁：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这是中西部唯一一个国家级的经济圈，我想这也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最主要的第一层任务，面向着广大的西部地区。我指的西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西南云贵川藏这四个省市，另一个是西北。西北地区尽管也有自己规划的经济圈，但其周边的发展空间都有限，受孤立，它们都可以，也都在向成渝经济圈靠拢。

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第二层任务则是：面向东南亚，面向南亚。

南方丝绸之路是历史上就存在的这么一个重要交通路线。而从未来来看，东南亚对于我国外交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我们一直有规划，建设从成都到昆明到曼谷乃至于到新加坡这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假设这条交通要道修起来，商品物资交换交流来自哪？我想其最重要的来源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来自我们成渝的制造业、服务业。

再往更远说，就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区域。现有的规划川藏铁路，最终点我相信不是只到西藏为止，还要通过尼泊尔交通到印度地区。如今中印的贸易关系还有待发展，货品也很多是走船运，要绕至马六甲海峡，如果从川藏铁路直接到印度，大约只需要三天就能到达。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成渝经济圈战略意义很大。

三，最后一层也是我们曾谈过的，成渝经济圈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现有的三个经济圈都在沿海，内地广大的腹地里没有一个能支撑得起的国家未来发展的内陆型的经济中心那行吗？我想是不妥的。在建国历史中，四川就一直是国家的战略大后方。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它的主体也是在四川重庆。历史上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当城市资源逐渐枯竭时，文化才是城市最大的不动产。巴蜀两地地缘相近、文化相亲，成渝城市群需要联手推进两地文化交流融合与发展壮大，提升巴蜀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进而打造世界级的成渝文创IP,成为构建城市群永续发展的动力源。

从熊猫文化、三国文化、三星堆创意文化、道教文化，到红色文化、码头文化等，抱团“取暖”，将创意产业作为城市核心产业经营，才有打造成渝新经济联合品牌的可能。

谢元鲁：旅游业是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疫情过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从旅游业来说，两地的联动应该是挺多的，但当中也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影响其联动的问题，是关于行政地域思维的障碍。成渝两地现在旅游业的发展，带有一定程度的孤立状态。四川盆地的文化中，成渝两地都是很重要的部分，但现在两地现在还未实现旅游资源的互推。我想是因为90年代后，成渝两地文化方面呈现出的一种冷却时期，地域文化以行政区划来划分，这是过去二十多年，成渝两地文化旅游受到影响的一个重大原因。

第二个来说，缺乏深层次的合作。比如拿旅游线路、旅游营销宣传来讲，成渝之间竞争的态势远远多于合作的态势，总是强调自身的差异而不是共同点。

第三个方面，则是缺乏一个总体合作的机制及机构。没有谁来组织和引导成渝两地的旅游业更多层次深层次的合作。我们在制造业交通业等产业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合作，但旅游业是相对缺乏的，并不明显。我想，如果两个城市想发展旅游业，互相补台比互相拆台竞争要好得多，合作要远远大于竞争才好，两地应该相互大力宣传彼此，相互推荐，共同进步，这才是两地旅游业未来共同发展的方向。文化上我们一直都在说巴蜀巴蜀，巴蜀文化一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重庆境内有很多的蜀文化，成都范围内也有很多的重庆文化。文化同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成渝双城经济圈，我们从产业上来说谈得比较多，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圈。我们看到其他三个经济圈都是以共同文化做支撑的，内部文化的共通，是支撑它们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经济圈，如果没有共同文化的支撑，也很难发展起来，它内在的动力和凝聚力是比较少的。这方面来说，成渝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我们天然相通，也互补。成都人比较温和，城市精神是雅致的，重庆则比较奔放热烈。这些文化的互补，是最好的发展方向和我们合作的最重要的基础。

谢元鲁：是的。也是我们一直阐述的文化同源。历史上一直以来，成都是两地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是交通中心。现在，成都在科技人才、大学资源、信息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优势，而重庆正在推进制造业升级，建设智能制造中心和大数据中心，成都作为巨大的工业产品消费市场、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和发达的工业城市，决定了成渝两地在科技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互补和互为市场的特征。这种有异有同是第二层合作基础。

第三个合作基础就是地理性基础，都在四川盆地之中，中间没有高山大河阻碍，并且直线距离很近。第四个则是有共同的需求，两地都在西部地区。国内每个经济圈的指向都是不一样的，成渝两地的指向都是面向西部，东南亚，南亚乃至于中亚，这是我们共同的需求。例如蓉欧快铁和渝欧快铁的建设，也说明大家的发展指向都是一样的。这是我认为的四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