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悲欣交集 ——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下）

四

“破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这是启功先生对王铎的评价。启功先生书法秀美流丽，却对王铎的雄强粗野顶礼膜拜。

《中国书法简史》作者、学者汤大民治学严谨，却在专文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学性语言赞誉王铎：“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

……

当歌的长哭，绝哀的欢叫。尽管极力为自己辩白，也有诸多仕清遗老互相粉饰、洗白，但儒学修养深厚的王铎当然明白，自己的变节，无论如何都会被历史清算和鞭挞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身后一百多年，乾隆皇帝将他列入《贰臣传》乙编——甲编收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者，乙编为对明清都不尽忠且无建树的降官。

王铎洞见了自己的未来，有计划地重新规划自己的余生：传世名臣做不成了，那就做文艺盟主、书法大家——

“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

这是王铎说于48岁时的话，当时他对明朝廷还抱有希望，只是自己的抱负暂时没有实现，话里有抱怨和自嘲的味道。但这句话精准地注解了他仕清后生命中最后七年“人书俱老”的炼狱荣光和笔墨狂欢。

王铎 临王羲之永嘉敬豫帖立轴 作于1634年 纵172cm 横53.5cm 美国纽约杨思胜私人收藏

苟活人世，悲欣交集。就这样，文艺成了贰臣王铎余生中唯一的光亮。降清之后的七年，王铎担任过一些闲职，但他基本上都不理政事，成天写写画画，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朝廷也懒得管他，招安前朝旧臣本就是一种装点门楣、显示新王朝气度的面子工程，你不上班，两不相碍，大家都爽朗轻松。但王铎并不轻松，或者可以说，仕清的七年是王铎一生中最痛苦、最绝望、最分裂、最疯狂的一段时光，他奉为圭臬却最终为他抛弃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无时不刻地挞伐着他，作为贰臣，他时时处于对新朝、对国家、对官职、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更处于对时人、特别是后人的评价恐慌之中，进而产生了对人世的厌倦，所以面对这样一段“偷”来的余生，他是不珍惜的，是自暴自弃甚至恣肆放浪的，是恨不能立即将自己归还天地的，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让自己绝症一般的幻灭感稍稍减轻。

果然，仅仅在降清7年以后，他就在61岁的壮年病逝。同为贰臣的前辈学者钱谦益在他墓志铭上写道：

“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即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既是对晚年王铎的生活画像，也是对他们“苟活于世”的自我辩解。他们以为不为新王朝效命，就是为旧王朝挂孝，他们以为放浪形骸、自我作贱，就是对自己的救赎，就能让自己的犯罪感有所减弱。这当然是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几百年后，我们依然不认同王铎们的抉择，更不会为王铎的事实上的卖身求荣翻案，但当我们回望这一段历史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腐败、软弱、残暴、昏庸的晚明王朝之革鼎易帜，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满清执政两三百年间，出现过康乾盛世等黄金岁月，科技进步，民生改善，满族给一度孱弱的中华民族，灌注了雄强孔武之力，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明清易帜，彻底分裂了王铎——好在，王铎在声色犬马之外，一门心思遁进了他的书画世界，他的绝代苦闷，终于鞭挞、孕育、煎熬、裂变出其惊世骇俗的书法艺术。这是王铎一生中最大的悲剧，这也是王铎成其为书法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的根本所在，但是，这却是王铎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

王铎《临王献之愿馀帖》轴 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绢本，草书 197.5×50.5cm，青岛市博物馆藏

时至今日，在王铎出生400多年以后，当我们展读或者临摹王铎书法作品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目瞪口呆、心涛澎湃，那些天风海涛般不可端倪、劲弩铁戟般狂飙突进的黑色线条，无论怎么看，它都在劲舞；你把法帖合上，线条甚至会窜出封面，在你眼前狂热扭动。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它的存在感是如此磊落，它的穿透性是如此精进，没有办法，这就是王铎的魅力。贰臣也挡不住他的光辉。中国历来讲究“字如其人”“以人论字（文）”，但王铎依然是绕不过去的人物，成为万千书法家最热衷的临摹宝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王铎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意思的时代，我必须得正一正衣襟，很严肃地谈一谈“王铎的意义”。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王铎的意义，首在他一扫流美、清丽之风，开创了一种以“粗”“野”“奇”“怪”为主要特征的“书法暴力美学”。王铎的字，粗看并不好看，这也是我刚接触王铎作品时，认为吾师建霞的临帖比法帖更好的原因，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没有书学素养的人认为王铎是“丑书”代表人物。清丽、典雅、蕴藉、俊逸固然是美，但所有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一种风格，则让人沉闷促狭。王铎一扫晚明风行的董其昌式流美之风，以“粗”“野”“奇”“怪”的磅礴之势，形成“暴力美学”，让书法审美大异其趣，继而大放异彩。

在我的认识中，所谓“粗”，就是笔画粗重、墨气淋漓。他主张“尽黜幽细而存粗猛”。以此粗猛，回应董其昌的清秀。“野”则是在临帖师古的框架下，“不规规摹拟”，勇破陈规，任性表达。王铎自幼时习书开始，终身将“二王”作为临摹范本，并响亮地提出了“书不宗晋，终入野道”的口号。但王铎临帖，多是意临和创临，很多时候都是借法帖模本而书自家胸臆，其势狂野，其字粗野。“奇”则是奇崛摇荡，连绵纵贯。王铎连绵纵贯的“一笔书”字数超过七字的非常多，接近十字的也不少，最多一例竟然达到惊人的十五字！足可以见书写时风驰电掣、笔走龙蛇的骇人气场！一气呵成的纵贯连绵之外，更不可思议的是字字结体饱满清新，上承下接，左冲右突，俯仰有致，纵放得意，犹如万丈高瀑，浩浩荡荡倾泻奔流。“怪”则是貌似狰狞、冲撞常规，王铎用他那飞腾激越的狂草粉碎常规的视觉平衡，让人获得“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的神魂震撼。很显然，王铎刻意为“怪”，就是要构成对平衡、和谐、秀美的冲突，追求一种异常、寥廓、雄浑、险峻的阔大气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书家自身扭曲压抑的理想人格在尺牍间的精神突围，就是在“不美”和“奇怪”中刻画“完美”和“正气”的道德角力，就是在张牙舞爪、万劫不复的精神向度上重塑人格理想、字字呐喊“不服！不服！”的心迹公示——

总之，王铎的书法创作，不光体现出艺术审美，更多的是艺术冒险，很多时候体现出极限运动的特质，而这些仅仅是表面现象。王铎书法的真正内涵是一口深井，他的悲剧人生，才是活水之源。

同样因为他的悲剧人生（仕清之后实为自我放弃），王铎刻意地，同时也是创造性地将字写大，以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变传统书法欣赏“案上观”为“壁上观”，拓展了书法的审美场域和格局，从现实意义上让书法艺术“站”了起来。

明代以前，除了庙宇殿堂等处的楹联以外，巨幅书法作品比较少见，传世经典作品的尺幅多为几十厘米大小。自明代中后期起，随着高大建筑物的增多，以艺术增美生活的审美思潮兴起，巨帧长轴的书法作品开始涌现，书法作品动辄几米长，当时的名家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都参与其中，一时之间鸿篇巨制佳作迭出，夺目惊心。审美方式也由以把玩、凝视为特征的“案上观”，变成了以眺望、仰视为特征的“壁上观”。

王铎是巨帧长轴创作的执牛耳者。他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丈多高，最高的《五言古诗轴》，纵高竟然达到惊人的4.22米！如此顶天立地的书法艺术，自然具有让人血脉贲张的视觉震撼力。我曾在书店购买过王铎巨幅长卷的高清影印帖，尺幅之高，层高3米的陋室不能悬挂，只能让它委屈地躺在地上，供我瞻仰。即便它躺在地上，其字字威武、横扫三军的霸道神气还是让我屏声息气，不敢动弹。读王铎的字是需要勇气的，而读王铎的巨幅长卷，则需要穿上救生衣，坐上救生艇——

那是在惊涛骇浪中的行进和搏击，那是人力与自然力的相互叩击和呼应，那是神示的诗篇和魔性的心迹之间的角力——神仙打架，作为观众，我们很容易受伤。

王铎的气宇襟抱和他的擘画神功，显示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壮阔气象。可以说，王铎不是把字写大了，而是把“人”写大了；不是把个人写大了，而是把自我的意识写大了——人生如蚍蜉，事事不如意，想做名臣，却做成了贰臣，想做武将，却做了跪迎降将，想流芳百世，偏偏遗臭万年，错错错，生之卑微以字放大！莫莫莫，臣之忠良以笔扛鼎！

王铎写的不是字，是生不逢时的肝肠寸断，是人鬼附体的魂飞魄散，是遗臭万年的名垂宇宙，是失败人生的倔强战书。

如果说颜真卿的“名垂宇宙”是其忠义肝胆的自然成全，那么王铎的“名垂宇宙”则是其在忠义尽丧之后的绝地突围，他有意识地将其书法和诗文作品编辑成册，勒石刻拓，体现出相当强烈的审美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其作品的传播和流传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王铎留存于世间的诗文集很多，为后人研究和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固然是因为年岁不久，诸多文本文献还没有在岁月流逝中遗失和消灭，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王铎本人生前的自觉集纳和“抢救性保存”。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除了“编书”以外，王铎非常注重勒石刻帖，也就是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请人刻在石碑上，供人观瞻和拓印。比如《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日涉园帖》《论诗文歌》《二十帖》等，都是由自己的儿子或姻亲主持刻写完成的，所刻作品，除了来自于王铎先前的馈赠，更有王铎听闻刻帖之事后的“专项支持”。他去世前曾嘱咐儿孙说：“我一生别无所成，唯有书法一道小有所成。待我死后，可寻觅良工，将这些作品一一刻石镶置于中室四壁，传留后世。倘子孙后代有衣食不足时，亦可拓卖字帖，以济温饱。”

这充分说明，王铎的刻帖，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工程”。于他本人而言，他的功名意识从来都是以流芳百世为旨归的，当然他是想借墨迹舞日月、承天地以不朽，而于中国书法史而言，恰是因为他的审美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些珍贵而有价值的墨宝，能于纸帙法帖之外，与自然界的碑石风云交会，在广袤的天地间和历史空间里，生发出叮叮当当的共鸣之声。

当然，这叮叮当当的共鸣之声，一定包蕴着王铎质疑经典、重组经典的砥砺之音。王铎有意识地对经典法帖中的错谬进行了“勘误”性临摹，对历代经典法帖中的不同字体进行了“组装展陈”，起到了现代“书法字典”的部分功能，而个性化的“博美性临摹”，又为自己的作品成为新的经典提供了可能。

王铎是一个对临帖极端重视的书家，“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但跟其他单纯以学习为要义的临帖者不一样，王铎的临帖，其实质是一种有意识的复古式创作：现场是古代，写的是古人的文本，但灌注了当代王铎的思想、气息和学养。比如在临帖过程中，王铎经常性地将不同时代书家不同字体的作品进行选择性“组装展陈”，并置于一个册页之中，在与其临摹的多个范本比较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其摹写出的字体竟然不同于原来的字体。这是临帖吗？如果不是临帖又是什么？博采众家之美而进行个性化演绎，王铎总是以我们意料不到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审美上的丰富性和吸引力。

不仅如此，在临摹古人作品时，王铎还经常基于自己的学养、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法帖中的部分地方进行“纠偏”和“勘误”，比如在临王羲之的《兰亭序》时，就将褚遂良摹本和薛绍彭摹本中的“暎”改为“映”、“領”改为“嶺”、“弦”改为“絃”、“由”改为“繇”。对此，王铎专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王羲之和王献之所使用的是俗字，而不是正体。几乎每一件古人的作品到了他手中，他一定会将他所认为的“讹字”“俗字”全部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一次修订。这确实又体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没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平是不敢这样轻举妄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王铎希望通过对经典法帖有计划的临创和改写，自身也能跻身经典，传之久远。对于一个有着重大自我期许的书家而言，这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

自创“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创作法，以“物理定量”使自身始终不离宗法，而卓成大家，这是王铎基于自我成就给后世留下的公告牌和康庄路。质疑经典、重组经典，源于本来、开创未来，以自身之临创垂范，匡正后学之“任性创作”，则是王铎于后世书法的重大学术贡献。

王铎曾说：“书学以师古为第一义”，将师法古人放到“第一义”的位置，这是因为有感于当时书家“无法度”而“野道兴”，更是痛心于部分书家没有由来胡涂乱抹，或者本来有一定的书法传习基础，但稍有名气后就背离传承，“我体”横行。所以王铎要反复重提临帖，“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书不宗晋、必入野道”。“不学古法者，无稽之谈也”，“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

更重要的是，王铎终生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生不易”。王铎成名甚早，请索者众多，往往一字难求，他的江湖地位之高，可以说是审美风格的确认者和艺术鉴赏的首席专家，他就是用脚趾头握笔写出的字，时人也会如获至宝。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规矩制定者，并没有得意忘形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真正的大师还是古人，所以王铎主张一定要终身师古。他的杰出贡献是给“师古”作出定量要求：一天放飞自我，一天重回古人身边，以保持自身高古之气。这个法则对晚明当时甚至当今时代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王铎书、诗、文、画并举，诗赋心声，字达情意，文注渊源，书写本我、书写“我本”，为书法增添历史价值，为历史提供个性化美学旁批。王铎仅留存于世的诗作将近万首，而相当一部分诗作都附有跋文和题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提供了依据，这也正是王铎不同于或者卓绝于其他书家的最大特点。王铎所有的艺术技艺，书法、诗歌、绘画、文章等交相辉映、互相渗透，在其特别而悲情的宦海人生中，最终汇聚于书法艺术，形成了“有明以来第一人。”

这是王铎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

（原载于《北京文学》2023年第三期，本刊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