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杜阳林：长江边城的人文记忆

文/杜阳林

滚滚长江，波伏浪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千年奔流，为依水而建的边城小镇，留下了璀璨的人文记忆。

一

“沧海桑田”，昔日的大片陆地皆为洪泽，水天茫茫，混沌难分。7000万年前，地壳“燕山运动”，以奇思妙想碰撞出瑰丽山川，四川宜宾脱离水域环境，成为一朵娇丽的“出水芙蓉”，形成了旧州坝、南岸坝、沙坪坝等隔江错列的地形。山环水绕的宜宾青山壮丽，玉带相缠，如同一颗润泽的珍珠，从此在川南大地闪耀生辉。

生命因水而兴，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明发祥地，都离不开江河。翻开悠悠华夏史，大江连绵的两岸，留下了祖先休养生息的印迹，馈赠了一处肥美富庶的鱼米之乡。宜宾，这座长江流经的第一城，江心常有欢唱的渔歌，岸畔时有拉纤的号子，祖先用滚烫的热情，在长江沿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宜宾境内水系甚为发达，以长江、金沙江、岷江为代表的“三江”，还有盘绕的大小江河，为这里带来了富足的水资源。毫不夸张地说，宜宾的文化根脉，应和着大江大河的脉搏，每一次的有力跳动，都是在浩大时空下的抬足跋涉。

“巨海一边静，长江万里清”。长江自雪山之巅奔腾而来，翻卷金沙江之险，裹挟岷江之威，以一泻千里之势，冲出峡谷屏障，穿越高山峻岭，奔腾咆哮，九曲回环地汇聚宜宾。“君住长江头”的亘古诗词在这里传唱不休，因江而生的故事，源远流长，犹如一匹闪闪发光的锦缎，铺展动人的传奇，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宜宾素有“西南半壁古戎州”的美称。秦时，在宜宾市境设置了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僰道县，从此跨越两千多年的悠远时空，宜宾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代代流传。它虽地处内陆，从不闭目塞听，“雄踞巴蜀， 势控滇黔；怀拥金岷，浪催吴楚”。宜宾的地理位置如同枢纽一般，是四川出入云贵高原的通道，是出海以达东南亚的门户，也是自川南通往川西、川中、川东的走廊。

古往今来，宜宾惯常持有开放包容的特性，中原先进的文化与技术，随着人员和经济的交流，沿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宜宾，在与僰文化的融合中，产生了独具特色的“长江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苏辙到了宜宾十分感慨：“江流日益深，民语渐已变。岸阔山尽平，连峰远非汉。”江帆远影、码头会馆、民族融合、道佛合一等等繁荣的人文，在这方舞台上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

有人说，宜宾是一座以竹和长江淬炼美学的城市，宋人杨万里写新竹：“东风弄巧补残山，一夜吹添玉树竿。”倘若他来到宜宾的蜀南竹海，想必也会被这里漫山遍野蓬勃生长的竹所惊绝。“一夜吹添”，千株万竿摇曳春风，翠色如滴醉了心魂。宜宾的竹海，又因电影《卧虎藏龙》在此取景拍摄而名闻天下，120平方公里，极目之处，尽皆竹浪。北宋文人黄庭坚一句“壮哉，竹波万里”道出了蜀南竹海的气魄和雄浑。

宜宾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和多雨，热量光照适宜，四季分明无长霜期，适合竹子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乃“四君子之一”，寄托着文人雅士对审美人格境界的向往，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背景，让多竹的宜宾，内里也有着坚韧而谦逊的风骨。

满目翠色，丛丛修竹，是宜宾这方水土的新客也是故交，是初见也是知己。竹的风骨和气度，它的围裹与孕养，赋予了宜宾人对于时间秩序以及生活意义，也就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悟。竹与人，水与城，早已与人们的生命融为一体，清风吹拂，竹叶颤动，仿佛吟诵一段动人的故事，即便是飘飞的细雨，也会打湿历史的纸张，浸染川南山水的人文记忆，日月流转，依然暗香盈人，历久弥新。

宜宾山水的豪迈，翠竹的忠直，塑造了宜宾人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涵。无论横截哪个历史的断面，都会看到清晰而深刻的“宜宾烙印”。尤其是抗战时期，“客从远方来”，宜宾无私地张开怀抱，迎纳同胞，在中华抗战史上，写下了文化抗战的一页悲壮、一页温暖。让昔日的人文记忆，不仅存在于史册书籍，还飘散于乡土民间。

从李庄到江安，长江串起了人们的足迹，无数散落于过往的热烈与缤纷，淡然和从容，成为江中浪花，瞬息生，刹那灭，却一再上演不朽的动人故事，在时光的淘洗下仍然栩栩如生。

二

李庄位于长江的起点处，人们沿着长江聚居成镇。它的得名简单朴实，缘于镇上一处天然大石柱桩，便由石柱取为镇名。但它常被人们用来与周庄作比，“东有周庄，西有李庄”。它与周庄的面容模糊相似，傍水而建的古镇，青色石板铺就的小巷，嵌入错落有致的木质阁楼，连接成一部历史悠久的民居风情史。但它又迥然相异于周庄“江南春雨杏花，水乡小桥人家”的婉约风姿，它的秀丽与古典，从古至今就藏着一分慷慨的激越。

日升月落，江涛拍岸，李庄人日夜守着长江，劳作生息，江河与人之间，既相守相依又彼此征服。强壮的汉子，从江里捕鱼捞虾，拉纤行船，在浑厚的劳动号子中，李庄从乳白的晨曦中醒来，竹叶摇曳，炊烟升腾。

中国的古镇不计其数，各有其美，能将古镇文化与抗战文化融为一体的，唯有李庄。它在民族危急关头做出郑重选择，不计得失，像是一次偶然的相助。但世上哪有“纯粹的偶然”呢？每一个想法背后，都藏着朝朝暮暮积淀下来的地域文化属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国破山河在，硝烟弥漫，枪炮如雷，李庄的一个决定，迎来了当时中国顶尖的一批知识分子。这批中国学界精英的到来，让原本沉静宁和的李庄顿时热闹起来，它的名字从此也被世界认知。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正是这言简意赅的十六字电文，改变了李庄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在1940年金秋之前，国立同济大学的师生，已经在外流浪漂泊了三年。他们辗转万里，历经吴淞到上海市区、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甚至行路远至越南。就在1940年秋天，日机不断侵扰昆明，同大师生无奈之下，决定第六次迁校，托校友在川南寻找校址。李庄乡绅得知消息，一纸电文，向颠沛流离的师生伸出了友爱之手。

抗战期间的中国，积贫积弱，国力疲惫，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大片国土沦丧，知识分子四处流散。可中华的文化并未因此而消亡，在战火纷飞中，文化精英依旧保持着骨子里的“君子之风”，用自己的方式去抗争，也用自己的方式给予祖国以温暖和希望。在这之前，李庄与这群学者并无交集，但内心相仿相似的节拍，跳动出了长江的连天浪涌，风过竹林的清越野美，让他们犹如故交相逢，兄弟聚首。

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等十多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从接到温情如春阳的电文，开始辗转迁驻李庄，前后迁入总人数达到1.1万人之众。全国学界名流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童第周等来到了李庄，来到这个终于能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地方。

这一群代表了中国“精英知识阶级”的学者，与饱受战争之苦的大多数难民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衣衫破旧，神色凄惶，满是长途迁徙的疲惫和劳累。更让他们痛心的，是被炮火所驱赶的这一路，辗转大半个中国，吾国吾土，吾乡吾家，竟找不到可安静做学问的立锥之地。

他们失去了心爱的讲台、书房、实验室，一路上却见平民死于炮火流弹，感受了身旁至亲好友离世的悲痛。他们所受的心灵创伤实在太大，许多眼泪来不及流出，又要匆匆赶路，许多情绪还未抒发，又要再次启程奔往茫茫前方。无论学术大家，还是莘莘学子，在离开“象牙塔”后，这几年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流离失所，内心时刻充满了紧张不安。他们的生命宛如小舟，在滔天巨浪下，何去何从，无所把握。

战争以狰狞的面孔，威胁着这群知识分子，他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无法施展自己的一腔抱负。在日机丢下的一枚枚炮弹下面，生命脆弱如斯，不堪一击。他们既困顿又苦恼，夹杂着对于自我的审视和否定，半生治学，空有一身才华，如今离乡背井，朝不保夕。

历史选择了李庄，李庄也创造了历史。地处大西南一隅，长江边的古镇，常住人口仅仅三千人的李庄，接纳了上万的庞大外来人口。中国没有哪一个小镇，曾在连天战火中，为保存中华文化，像李庄这样做出的巨大努力。

三

在国家存亡的关头，李庄无私地护佑了中华文脉。中央博物院所属的数千箱国家级珍贵文物，迁驻这里的张家大院。“腾出房子迎客人”，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但若放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下观察，会更加洞见李庄深刻的“胸怀”与“奉献”。

李庄曾经拥有“九宫十八庙”的古建筑群，这是老祖宗留给子孙共同的物质财富。庙宇、殿堂、会馆、宗祠等等，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了建筑的承载，也有了精神的家园，这被视为李庄群体灵魂的归属之地。

“九宫十八庙”是一处庄严神圣的场所，人们虔诚供奉着佛像，焚香磕头，长跪祈祷。当大批师生入驻，李庄人所做之事，始于纯善，发自肺腑。据《南溪县志》记载和李庄老百姓口述，炳灵殿供奉着“炳灵公”，又称为“炳灵太子”，在武王伐纣时取得首功，故塑像于此，享受着百姓的烟火供奉，也保佑着地方平安。抗战期间，迁驻李庄的同济大学工学院就设在东岳庙，为了给同济腾出更宽敞的办学场所，李庄人竟将神像“请出大殿”，埋于荒山土坡。这一埋，便是数年光阴。

中国百姓素有“信仰”，别说埋藏神像，就算在大殿礼佛，也有诸多讲究，如今竟将神通广大的“炳灵太子”埋弃在荒坡，实为惊世骇俗的“大不敬”。但在李庄人看来，这是“非如此不可之事”，像日出日落一样自然，和呼吸吐纳一般“顺应天命”。

天命是什么呢？是在国难当头时，每个中国人都该团结起来，出一份力，发一份光，尽一份心。于是，李庄人无怨无悔地请出了殿堂庙宇中的菩萨，腾出了自己的家和院子，以宽厚博大的胸襟，迎接“客人”入住，让饱受战火侵扰的同胞，拥有了第二家园。李庄人为传承中华文明薪火所承担的，早就超过了平常的“地主之谊”，这是将自我命运与同胞命运紧紧相连，让“国”和“家”成为生命词典中密不可分的坚固整体。

李庄人竭尽所能，为学者们铺开了一方安静的书桌，这便是“读书人的独特战壕”。经历过仓皇逃难生涯的学者，开始慢慢找回内心的平静。这平静是多么来之不易，在时光碾过之后，我们才会真正懂得，这不单单是学者群体的“自我疗伤与修复”，更是开启了一场保卫和发展中华文脉的艰苦战役。李庄的热情与淳朴，令大师巨匠心无旁骛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开始了漫长的“文化抗战”。

在四川省档案馆编辑的一份史料中，记录了李庄乡绅集体为同济大学出头、要求政府当局让出房产的事：“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

有了乡绅及民众的付出，名不见经传的古镇李庄，迅速与重庆、成都、昆明齐名，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延续生机。据说在当时，一封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邮递员就会准确无误地送达目的地。四川李庄，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四

一代才女林徽因于1940年冬天，带着年迈的母亲和一对儿女，辗转来到李庄。林徽因一家的逃亡故事，只是当时庞大难民群中的一个缩影，死亡如同乌云笼罩头顶，炸弹追逐着人们仓皇的脚步，枪炮炸碎了人们原本拥有的幸福。

对于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诠释。李庄人对幸福的理解，刻在小镇望族张家祠墙角的石雕上，一壶酒、一块肉，包裹着“福”字。可惜林徽因是在最艰难的抗战岁月来到这里，与李庄百姓以及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已无缘去“享福”。战火纷飞，物价上涨，区区薄薪，完全应付不了生活所需。困窘之极时，梁思成只好去宜宾，当掉自己心爱的派克钢笔与手表，换来两条草鱼。他不减幽默，与林徽因开玩笑：“这块手表红烧了吧，这支钢笔清炖了吧！”

在千疮百孔的生活当中，怎样让肉身活下去，也变成了一场战役，而且这战役耗时颇长，不仅仅需要一时的蛮勇，还需要持久的耐性。

抗战的岁月，生活拮据，精英学者们捉襟见肘，纷纷向当地百姓学习养鸡种菜。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内，至今还保留着一片菜地，年年岁岁，种子破土，依旧盎然着绿意与生机。望着这些蔬菜，犹如隔着悠长的时间隧道，屏神静气地去凝视，菜地那一端仿佛还站着手持葫芦瓢浇水的长衫学者。历史与现实交织，事业与生活缠绕，原来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精神都能支撑人的信念不倒，而温饱的追求，又牢牢维系了精神的大厦之基。大时代风刀霜剑的逼迫和摧折，成为炼就人们坚强意志的磨刀石。

在李庄安顿下来，每当夜幕降临，梁氏夫妇就借着油菜灯的微弱灯光，弓着背脊，认真书写《中国建筑史》。

迁徙李庄的学者们，都在见缝插针地著书立说。当生命遭到威胁，活着的每一刻都与危机共存，反而让人静下心来，拼命抓住手里能把握的光阴，和时间争抢，与日子赛跑。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那就过好今天的分分秒秒，即便卧病在床，也争分夺秒，不愿为“活着”留下遗憾。

林徽因的肺病反复发作，严重到了无法下地的境况。她只能每天靠在被子上，在病榻前堆积起了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

如果林徽因不遭遇这场战争，她留给人们的印象，也许是徐志摩念念至死的“白月光”，或“太太客厅”中雍容华贵的女主人，但战争彻底颠覆了她的生活轨迹，也重塑了她的人生。她与当年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残酷的战火纷飞中，目光渐渐如水也如刀，变得更加勇敢坚定。

远在美国的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林徽因好友，苦劝她去美国治疗和工作。林徽因慨然道：“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与祖国共存亡”，已经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精神力量，这些知识分子，将自己视为李庄的一株青竹，根须深深地埋进泥土，不愿移挪。

李约瑟博士在1943年夏天来到李庄，见到了他的老朋友，留欧归来的童第周博士。李约瑟完全无法理解，童第周只能借助一台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陈旧显微镜做实验，却发表了数篇引起世界生物学家高度重视的学术论文。李约瑟说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偏僻的山村任教？童第周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中国人嘛。”

林徽因也好，童第周也好，当时留在李庄赫赫有名的精英学者，他们身怀绝学，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炮火连天的祖国，但都毫不犹疑地选择留下来，留在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留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以一个知识分子的隐忍和坚持，守护与陪伴苦难深重的祖国，以自己艰难的治学和科研，献上最炙热的赤子之心。

1945年，董作宾耗费多年心血的《殷历谱》在李庄出版，这是一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就着菜油灯，用砖头支腿的木桌，学者们依然做出了惊艳世界的研究。如今叩访李庄，壁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

这是被炮火激发出来的勇气，但并非是转折或突变，这种勇敢和顽强的信念，其实一直都刻印在学者的魂里命里，骨里血里。“轻生死，重信诺”，中国文化人有着竹子一般的高洁和正直，几千年的铮铮傲骨，几千年的不畏强暴，是最好的文化遗传。“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诗中的竹，是李庄这群精英学者的真实写照。

五

竹子高洁修长而秀于林，可竹从无“排外之心”，与其它树木杂伴而生，同展生机，共沐日月，分享雨露。

在和平年代，科学与文化大家们可以从容沉浸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中，似乎与基层群众隔开了一段距离。当战火弥漫，高等学府真正“走入民间”，他们和不通文墨的百姓之间，朝夕相处，声息相闻，找到了新的共处模式。这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宽仁大度，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充分尊重他者。

史语所迁来李庄时，带来的上千箱物资中，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青铜和陶器。由于上山路陡，挑夫不小心摔了一跤，人头骨从箱子里滚了出来。挑夫见到“死人头”，怀疑史语所是“开黑店的”，内心惊惶不知所以。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围在花坛处做人体解剖实验，恰被修缮房顶的泥瓦匠看到，吓得魂不附体。

当地居民与外来学者之间有着迥然两异的思维方式，生命个体的平等对话显出了阻滞和隔膜。

倘若任由这种情形发展，百姓会一直生活在惶恐惧怕之中。专家学者们商议，决定搞一次科普展。挂图一目了然，专家现场作深入浅出的耐心讲解，为老百姓普及相关知识，拓展了他们的眼界，消除了他们的误解。

“客人”与李庄人的关系，从来不是油和水，而是一滴水，找到了另一滴水。在贫寒的战时岁月中，人们共同分担着悲苦和欢乐，也从对方身上，寻找和借鉴闪光之处。

学者们心甘情愿地留在李庄，教书育人，致力学问。接纳了他们的李庄，面对这群文化人时，开始有几分隔阂，只敢屏气凝神地抬头仰望。他们感情渐深，学者的博学多才、专注执着的治学精神也渐渐影响了李庄，李庄人也愿意去靠近，去学习，去了解，去懂得。

细流汇集长江，不舍昼夜，奔涌向前，李庄人与长江相依相伴千年，早已有了长江宽宏的胸襟。李庄的美好，在于它的仁厚，在“文化精英”与“下里巴人”相处的六年时间，不同的思潮一次次碰撞，即使挑战了李庄人的固有认知，他们在认真思考与分析后，也从不固守陈规。

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让人痛恨又无可奈何的痹病，同济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来是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带有毒的氯化钡，才导致了川南人谈之色变的“麻脚瘟”。从此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同济医学院师生为李庄人民带来了更加科学、卫生的生活方式。

同大带来的现代文明，促使这个古老小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庄古镇亮起了第一盏电灯，比县城还要早十多年。这是文明的礼遇，促进了李庄的现代化进程。

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参军报国。当时同济大学全校总人数2423人，有师生700人报名，学生实际从军人数364名，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一。

国家危急，时局动荡，个人命运也处于风雨飘摇中。知识分子落地李庄，在边陲小镇刻苦学业，以对知识和科学的信仰来保家卫国；学生装换戎装，走上战场，用毕生所学抵挡强敌，是发自内心的忠贞选择。

李庄默默守护着学术精英，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没有战火硝烟的自由天地；李庄也默默凝望走向军队的年轻人，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绵长浩大的勇气。

学术精英与川南乡民和平共处、共克时艰，谱就了一段传世佳话。这是属于长江的洒脱，这是属于修竹的品格，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大爱情怀。

如今的李庄，还保留着旧时的几分模样，炊烟在屋顶缭绕，紫与红的牵牛花探出了竹篱笆。一些老人坐在院墙前，注视脚下的江水，几片薄云歇在他们的头顶，日子仿佛是一幅剪影，能从过去直接粘贴到现在。但生于平稳繁荣的盛世，所有的恬淡都有了归处，所有的从容都注定会被珍惜，今天的好日子，令人心悦。

宜宾另外一段文化抗战史，便是距离李庄几十公里处，人称“万里长江第一县”的江安。

六

“此心安处是江安”。浪花翻滚奔涌，逶迤向前，长江自西向东穿过江安这座小城。

江水不竭，在长江与淯江汇流处的古崖上，有一座始建于东晋穆帝永和二年的古镇，它就是江安古镇，现为宜宾江安县城。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长江水路连接了四川“天府之国”与江南“人间天堂”的便捷通道。江安位于黄金通道的一个节点，向世人展示着鲜明的江城底色。

江安盛产楠竹，登高远眺，遍山苍翠，竹影萧萧，清幽雅致。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回到魂萦梦牵的“人生第二故乡”江安，难抑激动挥毫写下诗句：“长江一线意情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

四十四年前的一段缘分，竟让吴祖光念念难忘。当我们掀开“历史旧迹”时，也将时光推回到了炮火硝烟的抗战时期。

1939年4月，成立不到四年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为躲避战乱，自南京溯江而上，辗转长沙、重庆，最终随着长江之水，迁入江安。江安，为这群颠沛流离的剧专师生提供了长达六年的安稳办学期。

江安产竹，也善于“用竹”，江安竹簧兴盛于明正德年间，曾于1915年漂洋过海，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江安这座小城，看似偏远，实则拥有便利的水运交通，信息并不闭塞，荣誉曾通达西方，江安特产惊艳过世界。

生长在楠竹的海洋之中，自幼与竹相亲，江安人身上秉承了竹之特性：清华其外、澹泊其中。这种个性，又与剧校的授课风格有着奇妙的相似相近之处。

剧校校长余上沅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执掌校园，知识与专业能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尊重。当时要教授一门刚刚引入中国不久的西方艺术，课程既没有以往经验作参考，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本，剧校的教学，更多依赖于教师们的个人理解和创造。

余上沅给予年轻教师的“自由”何其珍贵。这一群人，如同暗夜行路，难以辨认脚下是坦途还是坎坷，又似踩水过河，未知河水深浅，不明脚下是滑石还是泥污。余上沅却有勇气让大家放胆尝试，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颗勇于探索之心。

当我们迈入昔日剧专旧址，站在泛黄的手稿褪色照片之前，想着余上沅的大胆创新，作为一个隔着时代洪流、同样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也不由得赞叹他的非凡勇气。照本宣科、规行矩步，自然比变革与鼎新轻松许多，但余上沅为何会在一座长江边城，拥有对麾下教师“无为而治”的信心，任由他们去改革去创造呢？

江安的安静之中，藏着激流，余上沅的自由之下，藏着严谨。一个人、一个学校、一座城的相遇，看似轻巧的偶然，不经意的安排，内里却布满了命运草灰蛇线的点滴际遇。

这是一场时间与空间的伟大“相遇”，如同彗星与木星交汇的刹那，出现灿烂景象，在其后岁月，依然不断延续着独特的光芒。距离抗战已过去数十年，走上这片土地，至今能见到当初痕迹。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屋、桌椅、学生作业、大师批阅……勤勉的先辈，躬身于一盏灯火摇曳的油灯前，书写着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与依恋。斗转星移，当我们来到同一个地方，共享同一个空间，隔着时间的距离，依然能感受这份激荡的情愫。

中国艺术精英与江安的遇见，是抗战那段血色斑驳的日子中，一抹温暖的亮色。

七

曹禺在江安的一段生活，是他生命中永远难忘的历史记忆。

抗日战争的流亡途中，年轻的曹禺站在船头，望着浩渺的长江，思绪上下起伏。他后来在书信中回溯了这段难忘的往事：“我执教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师生逃亡去长沙、重庆的路上，我敲着大锣，在前面开道，一路唱遍了长江、湘江、嘉陵江、金沙江的水。”

曹禺来到江安，是国难之下的无奈选择，但他仍能以一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唱遍众江水”，也许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从大城市一路辗转流亡，曹禺并未太多的哀切悲伤，即使炮火轰炸不歇，他依旧选择将自己的重心，放在挚爱的艺术上。

张逸生曾是剧专学生，他上曹禺的表演实习课，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精益求精”。曹禺要求演员，并不只是做做模仿动作，他需要学生找到一种超越现实的“舞台真实感”。

于是，江安成为剧专师生们“零距离观察生活”的绝佳场所。“到人民中去”，不再是一句空头口号，他们用自己的点滴行为，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观察事物累积灵感，曹禺常去江安的谯楼喝茶，从茶客的言谈举止中揣摩他们的职业与身份，将观察所得及时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在江安的日子里，曹禺不断将他听到看到的用心感受，融于所编剧本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和戏剧情节。

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老舍，因为父亲早亡，家境贫寒，“刚懂得一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艰难的成长环境，反而令他一生都真切地懂得“苦人儿”的世界，并以此写下不少经典作品。当真正的艺术家被命运投入困苦的生活中，他们反而能从厚沉的苦涩，抽离出艺术的丝，织成华贵锦缎。

在江安这座宁静的县城，曹禺度迎来了又一次创作高峰，《北京人》《蜕变》《正在想》等作品相继问世，《家》的改编也酝酿成熟。曹禺在四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深情地写到：我们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永远忘不了江安人民对我们的哺育之恩。

曹禺称江安“人杰地灵”。江安和曹禺，在独特的时空邂逅，又彼此成全。若无“地灵”，哪有“人杰”？同样，如果没有一批声名赫赫的“人杰”，江安永远只是一个淡然沉静的长江边城，无缘触摸到当时中国艺术史上的顶尖人物，也不会与他们发生命运亲密的勾连。

若说江安有什么让曹禺觉得不快的东西，莫过于耗子了。这里的耗子个头大，数量多，无孔不入，破坏性极强，常将曹禺放在抽屉里的剧本咬得粉碎。可即使是让曹禺痛恨不已的耗子，后来也被他巧妙地写进戏里，《北京人》演出时，一有耗子的台词出现，总能引起极富“喜剧味”的舞台效果。

大师的独到之处，是无论遭遇怎样的生活，情感的聚集都能催发那份记忆，成为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滋养艺术创作。江安带给曹禺的苦乐是那么深刻，他像一个天真的孩童般，用心去体验和感受，转化为自己的创作。

人有竹之骨，竹有人之心。江安的翠竹无论生长在峰岭还是沟壑，不管是高山还是平原，都能顽强存活，守着无边寂寞，经受风霜雪雨，始终无怨无悔。如果我们无法选择生活，至少不能让生活摧折自己的信心。江安让大师经历磨难，反而让他们更加淡定通透，即便在动荡不安的土地上，也能如翠竹一样扎根泥土，开出文化艺术的锦绣繁花。

中国十四年抗战，高校多番迁徙，学者浪迹天涯。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史，在这期间，却诞生了那么多伟大而经典的作品。华夏精英们穿过了枪林弹雨，在偏远的角落奋笔疾书，完成一生之中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我们回眸这段历史时，有多痛楚就有多坚强，有多悲怆就有多壮烈。

八

长江的边城江安，艺术家们用自己“文化抗战”的方式，应和长江巨浪，唱出了一个时代铿锵的声音。

当年，在江安国立剧专的教师团队中，吴祖光是最年轻的一位。日军的全面侵华让中国满目疮痍，轰炸机时常在江安县城的上空飞过，正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吴祖光以爱国将士文天祥为原型，伏案创作《正气歌》。

有人曾说过，假如戏剧没有脊梁，就难以塑造顶天立地的中华山魂；假如戏剧没有热血，就难以塑造澎湃万里的中国海魂。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正是有了以吴祖光为代表的一批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戏剧人，中国的戏剧才有了自己的灵魂，激励着后来者塑造出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精魂。

“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生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深切地爱着祖国，总是将国家的祸福，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江安的国立剧专人，他们是佩戴别样枪炮的“战士”，自觉拿起手中的笔，或通过舞台上真挚刻骨的表演，向更多的人宣扬爱国理想。

倘若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准确找寻到当日的坐标。热血奔腾的国立剧专人，在江安洒下清晨第一缕阳光时，开始练发声、讲台词、字正腔圆地操练“国语”。他们像枝头辛勤的鸟儿，将江安人从睡梦中唤醒。

曾经的江安淡然宁静，当它首肯了相遇，应承了接纳，抗战历史的重要一页，从此被记载，被怀念，被传唱。不经意间，它将地域的记忆，与整个民族的记忆紧密相连，与整个中国的抗战史唇齿相依。

长江翻滚，逝水不休，满山翠竹，风雨昂首。江安枕其江声，享其竹韵，独特的外物环境，熏染出“长江为魂竹为骨”的地域特性。当我们再度走上多情的川南大地，过往的人文记忆历历在目，依旧激动人心。

那些早已湮没于历史风烟的旧迹让我们明白，不晓过往，哪知今夕？倘若一个人不知自己的来处，一个国家切断了历史，面对的将是空白与迷雾，失去了伫立天地的根基。我们需要一次次叩访这块土地的灵魂，去阅读和聆听，去了解和懂得。

因为种种原因，国立剧专90%的建筑已被拆除，目前保留的仅仅是当年国立剧专的门庭。2017年，江安通过了恢复国立剧专的决议，主要用于搬迁补助、修复以及文物保护。目前，旧址修复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随着国立剧专旧址恢复，未来它将被打造为中国戏剧艺术博物馆，同时极大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人们也会从中找回更多的失落记忆，感受风云突变的岁月中，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留下了多少深刻的精神印迹。

可喜的是，江安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或在物质世界修复旧物，或在精神领域书写传承，或复兴话剧的因子。这也许是面对历史风云，最深的领悟，最好的慈悲。

未来可期，不同的笔触、不同的声音，一次次回望与驻足，必将产生更多的可能性。

九

走进国立剧专现存的旧址，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在时间中静默不语，成为记忆中一颗颗晶莹的珠子。谁都知道，当沙砾进入贝壳，注定是一场艰难、漫长而疼痛不已的孕育。昔日的长江边城，外来的现代艺术，旧和新，东方和西方，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开始了一次次碰撞与交融，却终究走上一条奇妙而轻盈的艺术之旅。

当时许多人对演剧这一行还有一定歧视，把演剧视为“玩物”。在中国许多繁华城市，人们都尚未接受话剧这种新兴艺术，在江安这座川南小城，民众能具备“看剧”的兴趣吗？

江安的开阔胸怀，消除了剧专师生的忐忑。它以非凡的容纳性，在成就国立剧专的同时，也将自己推上了艺术审美品味的一重高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偏居西南的小城忽然迸发出耀眼光芒，《哈姆雷特》的中国首演，便是在江安文庙的舞台上，献出了新声。

1942年6月，当灯光照射着的哈姆雷特从幽深的大成殿中走出，这出戏终于和背着背篓、打着赤脚的江安百姓见面了。公演当天下着小雨，可江安县城万人空巷，人们打着油布伞，拥簇着站在雨中，不顾路面湿滑，安静地感受世界名剧的魅力。

话剧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吗？江安百姓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它同样适合普罗大众。战火蔓延，让国立剧专无奈迁徙，却在川南小城找到了艺术苦苦叩求的答案。这是时间与空间的机缘，鲜花和稻粮的相遇，让人懂得，在真正的大美和大善面前，阶级可以抹除，壁垒能够打破；在国难面前，你和我，原本就应心手相连，血脉相系。

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剧专的到来，无异于给小城江安带去赫赫的激情，崭新的气象。年轻学子在江安恣意书写自己的青春，国难当头，他们用绵薄的一己之力，对这片土地倾注热爱。同样，江安也回馈了他们热烈纯挚的真情。

淳朴的江安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感动着国立剧专人。

学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辛，主食吃一种被他们戏称为“八宝饭”的东西，其实是指米中含有泥头、谷子、稗子、碎石、老鼠屎等，杂混如“八宝”；喝的是十几根豆芽煮的一大木桶“豆芽清汤”；八个人仅围着一碟干萝卜下饭。余上沅看了心疼不已，他和教师商量，决定以“凭物看戏”的方式，稍微改善一下学生的生活。

当时全中国都受战争所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辛苦不堪，他们愿意用实在的物品，换来一饱“眼福”吗？再者，这是“用物质换精神”了，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愿意如此从事，可江安百姓，都挣扎在各自的生活里，他们会支持这种行为吗？余上沅和大家的心里也没有底。

到了周日，来看演出的观众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奇特物资。有人带来鸡蛋、鸭蛋、萝卜、青菜，有人带来了自编的草鞋，还有人牵着一头羊、一头猪过来，贴着红纸红布条，以庆祝演出顺利。

城中有户姓李的人家，经营着小小的杂货店，只要一有演出，一家人便会热情地买戏票。他们主动借出家里的东西给剧专演出，有时杂货店的物品借多了，甚至还会让店铺停业休息几天。遇到“凭物看戏”时，一家三口换上新衣，端上三大屉热气腾腾的肉包子，送到后台以示庆贺。

剧专师生们没有想到，江安蕴藏着对话剧这么纯净执着的热爱。“凭物看戏”的一枚鸡蛋、一双草鞋，都是困窘时期物质的温暖支援。几十年后，当老江安人仍旧津津乐道斯时某个角色在舞台上的精湛演出，这已上升到“知己”的认知高度。

如果说在流离迁徙漂泊不定中，江安无私伸出援手，代表了“同为中国人，四海皆兄弟”的友爱互助，是对五千年传统礼仪的继承，当国立剧专在江安搭台演出，将一幕幕东西方故事搬上舞台时，江安迅速接受并衷心喜爱，却是精神上更为难得的接纳。江安对于国立剧专的“落地办学”，是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江安也陶冶了自身情操，滋润了文化生活。

如果隔开一段距离，就像一座山看另一座山，一条河看另一条河。时光已逝，与往昔拉开了距离的沟壑，仍能让我们感动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文化留存，平等对视，仍充满力量和生机。

学界大师已经走向岁月的深处，渐渐湮没了身影，昔时精神在时间的河流中被反复磨洗，雕琢得玉石有光，通达圆润。他们曾经的伤口已经结疤，泪水回眸，一种坚韧的力量，贯通了古今，也贯通了抗战十四年。延伸至和平发展的今天，人们依然不能忘却那段历史，如果丢弃宝贵记忆，任何砍削与遗忘，都会让自身不再完整。

长江边城，翠竹摇曳，李庄和江安的抗战传奇，描摹出了一个坚韧不屈、屹立东方的中国故事，在历史的漩涡中，久久传唱，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