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牵头的国际调解院 具体都调解什么？专家解读

5月30日，世界迎来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中国牵头的国际“法治”公共产品——国际调解院。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

这个全新的机构，就坐落在香港。5月30日，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33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高级别代表出席并见证仪式。

国际调解院调解什么？有何优势？

国际调解院具体都调解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当事方自愿，调解国家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间以及国际商事争议。

相较于对抗性更强的诉讼、仲裁等方式，它的优势是什么？与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相比，它们有什么不同？

调解作为国际争端解决方式 适用范围广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卢杰锋表示，调解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第一种是国家间的争端，比如涉及领土、安全、环境保护、人道主义等公共国际法领域的争端。

第二种是国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议。此类争端传统上都是走投资仲裁程序，但是调解提供了更具灵活性和成本效益的替代机制。

第三种是传统的私人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比如企业或个人跨境商贸合同、服务合同、技术许可、股权投资等产生的民商事纠纷。

第四种是新兴领域出现的争端，比如涉及区块链、人工智能或者数字贸易等领域出现的争议。

非对抗性 程序灵活 成本低 高效率

首先，与诉讼和仲裁相比较，调解的非对抗性，注重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共识，而非简单地以合同、条约或者法律为依据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更适合追求长远的利益。

其次，调解的成本低，而且效率高，调解程序并不是那么正式，在法律适用、程序规则等方面更加灵活，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需求进行调整，提供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

最后，出于执行方面的保障，国际调解院设立了调解结果登记备案制度。经备案的协议可在缔约国直接地进行执行，兼顾了调解的自愿性和结果的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传统争端解决机制当中执行难的问题。

多国代表：期待国际调解院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调解院未来能不能发挥预期作用，多国代表也谈了他们的看法。大家认为，国际调解院将有效解决国际争端，并期待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津巴布韦外交与国际贸易部长 穆尔维拉：国际调解院公约的核心理念在于和平解决争端。任何类型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都不应该是战争，而应该通过和平调解，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津巴布韦如此，所有国家都应如此。我相信更多国家将来会受益于这种文明机制，因为我们拥有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体现在对正义、和平进步的追求，以及无论国家大小都应享有的主权尊严。

塞尔维亚司法部长 武伊奇：塞尔维亚始终支持中国方案，因为我们完全相信中国解决冲突的能力。在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中，纠纷时有发生，因此建立国际调解院等争端解决机制至关重要。

斯里兰卡工业和企业发展部长 汉杜内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要为本次盛会及所有议程表示祝贺。当前，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来自非洲、印度洋及南亚区域的国家，在未来国际关系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支持这一主张。

新闻链接：国际调解院筹建历程

早在3年前，中国就开始与近二十个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倡议建立国际调解院。

2022年，中方与立场相近国家达成《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筹建进程。

2023年2月，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在香港特区成立，组织《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谈判。

2024年10月，中方与18个国家圆满完成《公约》谈判，确立了国际调解院组织架构、受案范围、调解程序、缔约国权利义务等基本规则，并将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中国香港。

之后，各方商定于2025年5月在香港举办《公约》签署仪式。根据《公约》有关规定，3个以上签署国根据国内法律程序批准《公约》后，国际调解院即正式成立，预计可于2026年初开业运营。

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 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发起，并和其他多国一起推动建立国际调解院？

其实这些年，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劝和止争，让全球印象深刻。比如2023年，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就是国际调解的成功先例。不仅中、沙、伊三方达成《北京协议》，沙伊恢复外交关系后，中东地区还掀起了“和解潮”。

又比如2024年，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也在北京成功举行。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齐聚北京，一致决定结束17年的分裂局面，成立临时民族和解政府。

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智慧功不可没。这样的中国智慧怎样用到国际调解中？国际调解院的诞生，离不开中国和众多亚非拉国家，这折射出全球治理格局怎样的改变？

凸显全球南方合力塑造国际秩序改革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由中国主导来成立国际调解院，意味着中国愿意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的变化，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和世界上多数国家能够形成共识，开展有效的合作。

在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之后，很快得到了主要是来自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个现象本身表明，在所谓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背景下，非西方国家更愿意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减少分歧。

西方国家从自身的法律传统和国际关系的实践出发，长期是以所谓国际法的主体自居。而当前国际法律体系，包括国际问题的解决中，有很多被打扮或包装为法律的一些霸权和强权的原则。

崔洪建：我想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国家，也更愿意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一道，来为当前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解决提出一些更好的思路和探索实践。

我也相信国际调解法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除了眼前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之外，未来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毕竟国际社会是一个整体，如果在法治的同时，可以把法治的理念和原则进一步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进行，对于缓和当前国际关系的紧张形势，解决各国之间在经贸、地缘政治、安全等领域的矛盾，都会有极大的促进和帮助作用。

国际调解院为何选址香港？

国际调解院的选址也很有意味。为什么要设在香港呢？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崔洪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之所以选址在香港，理由也非常充分和合理。

香港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国际自由港，有非常便利的条件。除了本身作为贸易枢纽之外，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方面，香港也有非常独到的地方。香港既兼容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同时作为自由港，又有很多的国际判例。这为接下来国际调解院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利用香港能够提供的地理便利，包括它法律上丰富的积累，起到一个相得益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