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长姐为母

文/奉友湘

大姐又住院了。2月27日上午，她在内江的医院里要嫂子拨通视频电话，说是要看我。

在视频里我看到了76岁的大姐，满头白发，一脸病容。我心里很疼，很疼。关闭电话，我便在心里不住地祈祷：大姐，你 一定要快些好起来，快些好起来。

大姐名字叫水清，大我11岁。她是家里的老大，我是家里的老幺。

母亲去世得早，走的时候我才3岁，还没记事。后来听大姐说，母亲落气后躺在门板上，我还去拉她的裤脚，哭着喊“我要吃奶”。旁边人听了，更加伤心落泪。屋漏偏遇连夜雨。第二年，父亲也撒手而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姐只读了初小，15岁就出去工作，18岁就结婚了。那时的大姐长得清秀苗条，一如她的名字般清纯。她不仅长得好看，人也能干，十几岁便学习当炊事员，做饭、炒菜是一把好手。她还会缝衣裳、做布鞋、纳鞋垫，操持家务自然娴熟在行。而且她还有令人羡慕的城镇户口，自带饭票。这种女性在当时的乡镇上，是许多男人的倾慕对象。据说高中毕业、家住农村的大姐夫追了她好久才如愿以偿。

大姐结婚早，生孩子也早。她的大儿子只比我小8岁。有好多次，大姐单独带我去农村大姐夫家，路上遇到的熟人都要指着我问大姐：“这是你儿子哇？”弄得大姐每每红着脸解释：“这是我幺兄弟！”

大姐婚后有一段时间住在了婆家。那时比大姐小5岁的哥哥还未成年便当学徒工去了。大我4岁的二姐照顾我实在有些困难。我们姐弟俩常常饱一顿饥一顿。大姐知道了，不顾别人的闲话，一个人带着襁褓里的大儿子从婆家回到白鹤镇上，把我和二姐“统率”起来。我又有了家的感觉。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大姐在哪里，我觉得家就在哪里。

我八、九岁的时候，大姐在白鹤镇上银行营业所当炊事员，吃住都在所里。我和高小刚毕业的二姐单独住。一次二姐和几位女伴出去打零工了，一去好几天。我的双眼突然疼痛发炎，那时只知道得了“火把眼”，两只眼睛被分泌物糊满。我没得吃没得喝，一个人躺在床上抠眼睛，哭啊叫啊，没人听见，没人管我，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昼夜。我都以为自己要么会饿死，要么会病死。终于有人听到我哭叫的声音，告诉了大姐。大姐急忙跑过来，把又脏又臭的我背到营业所，烧水给我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又带我去镇上医院看病。医生说是急性结膜炎。打针吃药以后，眼睛很快好了。她又找来偏方，用猪肝炒血皮菜给我吃，据说这个方子养眼睛。大姐心疼我，不忍心不管我，便让我从此跟她一块儿生活。我因病得福，又跟着大姐过了些不愁吃穿的日子。有人对她说，你都嫁人了，还管他干啥？大姐却说：“自己的兄弟，我不管哪个管？未必我看着他饿死、病死？”

大姐的举动得到了大姐夫一家的赞赏。大姐夫的父亲余老爷子对大姐说，你这兄弟将来会有出息的，你要好好待他，你们几姐弟一定会先苦后甜。大姐夫的母亲也极善良厚道，待我之好，胜过对自己的儿孙。那时我对大姐的回报便是小学里每学期的双百分，初中里的全优成绩。后来的结果不出老爷子所料，我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大姐对我的爱是那么无私，有时甚至胜过爱自己的儿子。在我的记忆中，大姐不但从来没打过我，甚至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实际上她年轻时脾气是很躁辣的，骂起人来也相当厉害。当然，我在大姐面前也特别乖，从来不会调皮捣蛋让大姐生气。上学之余我会去拾柴禾，捡炭花，竭力减轻一点大姐的负担。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有时我放学回家晚了，便会看到大姐坐在门口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等我。她看到我回来，便轻声说一句：“弟娃儿回来啦，饭在锅里温着。”我从锅里端出温热的饭菜，坐在桌旁吃，不时看一眼大姐。看着她对我疼爱的眼神儿，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实际上，大姐对我的爱不是母亲，胜似母亲。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很难吃一回猪肉。一次我到大姐家去玩，临走的那天早上，大姐天不亮就独自起床给我做饭。做好后叫我起来吃，然后好早早赶路。我一个人在厨房就着泡菜刨饭，突然发现饭底埋着几块粉蒸肥肉。那时肥肉最解馋。大姐舍不得给自己的儿子吃，舍不得给丈夫吃，更舍不得自己吃，却悄悄给了我。我静静地吃，泪水却不争气地涌出了眼眶。

不知从何时起，大姐每年都要给我做一双布鞋。她的一本旧书里，永远夹着我的鞋样。大姐做的布鞋，鞋底是用麻线纳的千层底，鞋面一般是青哔叽。鞋子里面还做了绱底，穿起来柔软舒服。我知道做鞋面的麻烦，纳鞋底的艰辛，上鞋帮的复杂，那千针万线要花多少时辰啊！她手上又扎过多少针眼啊！可是她从来不嫌辛苦，总是年复一年地为我做鞋。说实话，大姐的手艺足以赶上机制的布鞋，在我的心中甚至远远超过。她这一做便做到我22岁高考那年。她给我做的最后一双鞋是青色平绒的鞋面。我很喜欢，也很珍惜。可惜后来洗净放在邻居家蜂窝煤炉上烘烤时，不小心烤焦了，再不能穿。我心疼了好久，因为这是大姐的心血啊！大姐不但给我做鞋，还给我纳鞋垫。她总是对我说，等将来有人给你做了，我就不做了！她把自己对兄弟的爱，一针一线地缝进这鞋子里，鞋垫里。

我结婚以后，大姐又早早地织好两套小小的毛衣裤，说是给我的孩子穿。我知道，她是总想为我做点什么。到后来，每年冬天，她不顾天气寒冷，脚冻手僵给我做香肠，腊肉，春节前从内江寄送到成都。她总是把一种特别的爱，物化成具体的感受。直到十年前，大姐才在我的强硬婉拒下终止了腊味的制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姐夫作为经营人才，调进了内江县（现东兴区）工业局，在局属的一个门市部当经理。全家也搬进了内江城里。一次，大姐夫批评了一位工作不认真的员工，那人一怒之下便向有关部门写了匿名信告大姐夫贪污。县检察院将大姐夫叫去协助调查。大姐火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要我回老家帮大姐夫洗清冤屈。我那时已经是省报的部门副主任，大姐自然寄希望于我这个“省里的干部”。我匆匆赶回内江，以家属的身份去县检察院了解情况，又去临时协助调查的地方探望了大姐夫。检察院的同志告诉我，大姐夫没问题，匿名信告的事情他都说得清楚，门市部的账目也明明白白，过两天就可以结束配合调查回家。果然，第三天大姐夫清白归来。一家人欢天喜地，设家宴庆祝。本来是大姐夫自己清廉守正，洁身自好，才得以平安无事。大姐却总觉得是我回家促使事情迅速了结。她那个高兴啊，感激啊，简直无以言表。她听说我喜欢吃牛肉干，便买来几斤牛肉，在家里烟熏火燎地炒啊炒啊，做了一大包牛肉干非让我带回成都。她把对兄弟的情意都炒进了那一丝丝香喷喷的牛肉干里。

应了大姐夫父亲的预言，大姐和我们几姐弟都先苦后甜。大姐几十年的艰辛劳作换来了儿孙满堂。孙儿、孙女都大学毕业，有了不错的工作。她虽然一辈子同锅碗瓢盆打交道，但她养育的后代一代比一代有出息。她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女性。

作为小兄弟的我，也没有为她丢脸。我知道，她常常是以我为荣的。一次，在回白鹤老家为父母上坟时，大姐在母亲坟头独自喃喃地对母亲说：“你的幺儿出息了，可惜你没享到他的福，倒是我帮你享受了”。我知道大姐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我很惭愧，虽然前些年我为大姐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可是我陪伴大姐的时间很少。她代母亲对我尽了许多养育的责任，我却不能像对母亲一样回报她的恩情。当然，我明白，她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回报，她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我长大成人，成长成才，家庭幸福。她便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了。

大姐，我日日夜夜为你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