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 唐际根：目标重要，享受过程更重要

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刘可欣

9月27日，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成都召开。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要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在学术会议研讨中，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唐际根教授以“谈谈金沙遗址的世界文化遗产意义”为题，从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解析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文化价值。

唐际根通过线上方式参加会议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顺利通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评审，成为了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至此，泉州的20年申遗之路终于成功。回顾泉州的申遗之路，联合申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

2018年，该项目以“古泉州（刺桐）史迹”为名进行申遗，却未通过。2020年，申遗项目名称改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同时将原本的16处申遗遗产点，增加为22处，再度申遗后成功。后增加的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埔遗址、德化窑址6个遗产点，均具有鲜明的海洋商贸特征，同原本申遗的16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一起，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而在唐际根的发言中，他也提出了应当将三星堆-金沙遗址放入“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遗址群”或者“长江流域文化带”这样的集合概念中，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观点。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的文化遗产标准中，反复提到了“突出、普遍价值”这一概念，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还需要深入研究。唐际根认为，从文化遗产角度来看，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应纳入同一文化体系，它们代表的神权跟王权相结合的文明，是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应。所以，我们在思考申遗标准中的“突出、普遍价值”时，应该考虑将以下两点纳入考虑：一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大江大河背景，二是三星堆、金沙背后深厚的本土文化根基，以及它吸收周边优秀文化的能力。

而对于尚未确定的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唐际根则认为可以以“三星堆、金沙遗址见证的是以长江特定环境为背景，以本土文化和本土传统为基础构建起来文明，这支文明具有独特的一套祭祀系统，又通过借鉴吸收周边诸多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原青铜文化所滋生的神权加王权的文明体系”来进行归纳。

三星堆出土铜罍

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的6条标准中的一项或者几项。唐际根在发言中提到，他认为三星堆-金沙遗址可以直接符合其中第3条，也就是“见证了独特的文化，或者见证了某段业已消失的历史”。三星堆金沙以独特的祭祀系统为内涵，见证了长江上游社会进程中的古蜀文明，见证了当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第一条标准中强调的“创造性的杰作”，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从其制作的难度、文物的丰富、物质资源的珍惜，都可以对标。

最后，唐际根提出，可以参考丝绸之路申遗的模式，将三星堆遗址，盘龙城遗址，吴城牛城、新干大墓等遗址纳入申遗项目，让申遗项目的内涵更加丰富。

从泉州申遗的经验来看，古蜀文明联合申遗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正如唐际根提到的“申遗目标很重要，但是过程更重要，要享受过程”发言一样，深入探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联系，进一步推动古蜀文明乃至四川区域文明研究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