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到200+，遵义会议“长征宣传员”还在扩员 | 走向胜利

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徐湘东 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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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贵州遵义，空气里夹杂着潮热。

遵义会议纪念馆检票口前，牵着孩子的家长、手拿小风扇的年轻人，还有穿着迷彩服的老兵，排着队，有序走进纪念馆——一栋记录“伟大转折”的二层小楼。

79岁的黄先荣，从人群中走来。他穿着蓝色短袖，白色裤子烫得笔直。几天前，他刚从者坪渡口回来，“这是红军离开贵州的最后一个渡口，在那里，我们找了8个小时，找到了一块石碑。”石碑的故事，待考证后，他会讲给更多人听。

作为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黄先荣是一个在赤水河畔长大的娃。

他的“长征”是从重走长征路开始的。

如今，由黄先荣领衔的“长征故事宣讲队”，从只有他1人，到200余人，还有年轻人不断在加入。更令他欣慰的是，来听“长征课”的人里，孩子越来越多。

黄先荣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他的“长征”，是宣讲好90年前的长征故事。

▏黄先荣正在跟记者讲述他的“长征路”

8月1日，遵义市红花岗区解放路。

黄先荣熟练地绕开游客，沿着小路，从遵义会议纪念馆大门走到遵义市长征学学会楼下，大约600米的路，他有时一个月需要走上好几十趟。

3楼拐角处的办公室里，陈设简单，最醒目的，是装着长征书籍的柜子，和挂在墙上的锦旗。

“这些（锦旗）都是我讲长征故事，游客、听众送我的一些纪念。”黄先荣说。

▏孩子们给黄先荣送上的锦旗

黄先荣在茅台镇长大，家门口，推开窗户就是红军三渡赤水的渡口。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围堵，决定由贵州茅台镇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通过制造北渡长江假象，迫使蒋介石调整兵力部署。

“岸边有一棵老黄桷树，当年，红军用它拴船固定浮桥，百姓们还将自家的门板拆下来给红军铺桥渡河。”黄先荣说。

在贵州省内多个长征纪念馆里，都有这样一块门板，上面写着：“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这块门板原件在仁怀，讲的就是三渡赤水时军民鱼水情。”（注：《红军到，干人笑》是一首创作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的宣传标语（歌谣），词中的“干人”与“绅粮”均为贵州、四川方言，“干人”指穷人）

赤水河畔的红军故事，像河水一样流进了黄先荣的童年时光。之后，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长征故事对他的影响，却一直都在。

黄先荣系统研究长征，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他已56岁。在工作中，他发现不少导游讲解长征路线，特别是四渡赤水时，常常出错。

“那时候，关于长征的书很少，讲故事的书更少。”黄先荣决定，要想讲好长征故事，首先得沉下心，研究研究才行。

2004年，第一站，遵义市苟坝村马鬃岭山下。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苟坝会议。

站在会址院坝里，望着被群山包围的三合院，具备天然隐蔽性。黄先荣明白了，中央红军当年为何选择在这里开会。也意识到：要想真正了解长征路，必须亲身走一遍。

回到遵义，黄先荣总结出研究长征的五字法：学、研、写、讲、走。此后十余年，他用双脚丈量，一块块补齐自己的长征拼图。

▏黄先荣在延安宝塔山

2005年，为了寻找长征路上的工人运动印记，黄先荣从福建古田出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途经江西中央苏区，最后又回到遵义。

三年后，黄先荣又开始了新一轮“长征”。这次，他从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延安出发，一路向南，历时一周，途经四川若尔盖大草原，在红原重听《金色的鱼钩》，最后回到遵义。途中，为找到巴西会议准确地点，他在当地转了大半天，问村民、问路人，甚至还遇上了塌方。

▏黄先荣在四川若尔盖县巴西镇重走长征

“过草地、翻雪山，那些路只有自己走一遍，才知道红军当年有多么不容易。”2015年，黄先荣又从遵义出发，历经20多天，边走边翻阅资料，最终到达陕北，完成了自己的“长征”闭环。

直到现在，黄先荣依旧没有停下长征的脚步。

7月底，他来到望谟县者平渡口，为找到红军离开贵州的最后一个渡口点位，沿着山路驱车8个小时，最后找到了一块石碑。

一如既往的坚持，让他成了大家口中的“长征专家”。黄先荣摆摆手，“我不是专家，我是宣讲者。”

20年来，他开展了1200多场红色讲座，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大大小小的长征故事，早已如数家珍，甚至针对不同的受众、地点、时长，他有不同的讲法。

▏遵义会议陈列馆

在学校，黄先荣会选择更加感人、易懂的小故事，让孩子们体会到先辈们当年的艰苦和不易；讲座上，他则会引用更多深刻的史料记载，引发大家对长征精神的深入思考。

黄先荣说，讲好长征故事，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特别是把遵义会议讲好。

“这是一个伟大且庄严的会议，你要讲得让大众听得懂，意味着要把里面很多细节吃透。”黄先荣说，研究遵义会议，他们主要靠3个历史资料，一是张闻天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全文1.2万多字，军事用词多，普通人听不太懂；第二个依据《决议》所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便传达之用；第三个是陈云写的《传达提纲》，即“（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

不过，具体还有哪些人参会了？他们在会上发言内容是什么？等等细节是没有记录的。

为丰富细节，黄先荣又找来《地球的红飘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书籍，读了一遍又一遍，“故事都是书里来的，你讲的东西要有依据，别人才会相信。”

如今，黄先荣珍藏与长征有关的书籍大约有8000册，其中有花了50多元买的标价4毛的孤本，“了解得更多，别人问起来时我才能不怯场。”

90年前，先辈们的长征是走向胜利。90年后，黄先荣说，他的“长征”就是讲好长征故事。

他的这条“长征”，早已不是一个人的行走。2006年，他的老师曾祥铣率先提出“长征学”概念，2014年，遵义市长征学学会成立，推动该概念从学术走向实践。

“当时只有100多个人参加学会，都是一群退休老人，大家都有时间沉下心来研究。”黄先荣回忆，这群老人不懂网络，就一本本书翻着看，一段段路走着问，时间长了，成果有了，加入学会的人也多了起来。

如今，遵义长征学学会已有200多位会员，有纪念馆的讲解员、研究人员，也有红色培训的年轻讲师，年轻血液的加入，让黄先荣倍感欣慰。

说到这里，黄先荣从书柜里找出一本书《长征学概论》，“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这本书，我们花了3年才写出来。”

▏《长征学概论》

41岁的樊玉琴，是这本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生长于遵义这片红色土地，15岁时，樊玉琴就在遵义会议会址里担任志愿讲解员。2019年，樊玉琴加入长征学学会。“黄会长他们老一辈研究长征历史的精神一直在激励和鞭策着我。接下来，我们已经有了其他相关资料出版的计划，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好这份事业，走好我的‘长征’”。

1998年出生的李雨欣，约1年前在朋友的推荐下加入遵义长征学学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加入学会之后，可以更系统地了解这段伟大的历史，对我自己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这些年讲长征，最令黄先荣欣慰的是，孩子们听完故事的回应。

黄先荣回忆，有时给孩子们讲完课后，他会收到许多卡片，上面写着：“爷爷，听了您的经历，我深受触动，找到了宣传红军精神的意义，谢谢您。”

去年夏天，十多个上海少年来到学会办公室，请黄先荣给他们讲了1个多小时的故事。没过多久，孩子们送来一面锦旗，上书“长征铸魂、初心如炬”，落款“感受光、成为光、散发光”。

“但这还不够。”黄先荣说，现在他工作的重点，除了寻找一些亟待保护修缮的长征印记，接下来，他还要仔细研究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故事。

“我自己的‘长征’路还没走完，还要继续走，一直走到讲不动的那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