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的敦煌人生：从上海小囡到西北白杨｜大道②·记者手记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周琴 发自敦煌

2023年冬天，敦煌迎来冬天第一场大雪之后的好天气里，我们走进敦煌研究院。一栋栋低楼层建筑，淡灰色的外墙在西北特有的明亮日光下，熠熠生辉。建筑与建筑之间，有高大笔直的白杨树和灌木丛。

一阵风吹来，树上的积雪在光线里飞扬。我内心有一股敬意油然而生：这，就是敦煌一代代守护者们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地方。

敦煌研究院（张杰拍摄于2023年11月15日）

正午时分，三五成群的工作人员，从不同的建筑物出来，走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他们都很年轻，脸上洋溢着光芒。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代代年轻人来到大西北，来到敦煌工作，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此时，恰好碰见从外面回到院内住所的樊锦诗。在同事的搀扶下，她从车上慢慢下来，在湿滑的地面上，一步一步，缓缓走回到室内。

敦煌研究院（张杰拍摄于2023年11月15日）

樊锦诗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讲述，她小时候身体很弱，有几次生很急的病，甚至有过生命危险。其中有一次差点死于小儿麻痹症。“我曾离死亡那么近，却奇迹般地痊愈了。不过我总觉得自此以后，我的腿就不是特别利落，尤其到了老年，好像走路越来越不稳健，摇摇晃晃的。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记者注：该自传出版于2019年）

1958年，上海女孩樊锦诗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同班同学彭金章相识相爱。毕业后樊锦诗远赴敦煌，彭金章前往武汉大学，参与创办武大考古学专业。两人约定三年后团聚，但未承想分隔两地达23年之久。其间，彭金章承担了育儿等大部分家庭责任。因为樊锦诗放弃不下敦煌，1986年，彭金章主动、自愿放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事业，跟随她来到敦煌工作、生活，从零开始在莫高窟北区考古。

樊锦诗出现在电影《吾爱敦煌》中的一个镜头（图片由《吾爱敦煌》导演苗月提供）

在《吾爱敦煌》电影里，对樊锦诗与爱人彭金章的爱情故事也有所展现。樊锦诗有句台词说，“老彭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也难找。”回忆起爱人舍弃了自己在武汉的事业到敦煌与自己团聚，樊老这样跟扮演她的演员陈瑾讲述，“老彭爱护我——你既然不能来，我就去找你。” “老彭爱护我”这几个字让陈瑾听了“一度起了鸡皮疙瘩。这几个字内蕴含着两人相濡以沫丰富的情感，贴切、朴实。”

面对丈夫的爱，樊锦诗心存感恩，在自传中她也写道，“特别要感谢我的同窗、我的终身伴侣彭金章。没有老彭对我的爱和理解，就没有今天的樊锦诗，我根本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樊锦诗、彭金章这样的爱情，见证了志同道合的爱情有多美好。我似乎也更明白了，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是主动为对方着想，为对方牺牲，感恩对方。

截图于《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电子版

敦煌火了，莫高窟是当下很多青年旅行求知的热门目的地。有“敦煌的女儿”美誉的樊锦诗，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面对晚年蜂拥而来各方赞誉，她始终保持冷静、淡定、谦虚，“如今敦煌研究院受到很多表扬，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头脑冷静。要看到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家、社会各界的很大支持和帮助。”2023年冬天，由峨影出品的电影《吾爱敦煌》在敦煌举行首映礼，作为电影的主角，樊锦诗出席现场作了一番发言，低调、谦虚尽显。

面对别人找上门来要拍她的电影，她多次认真强调不要只聚焦在她一个人身上，因为敦煌保护是一代一代人传承的事业。“敦煌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如今能取得一些成绩，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事情，是很多人的心血付出。我只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守护者中的一个代表。没有‘前辈’哪来的我这个‘后辈’，没有大家哪有个人。”她再三叮嘱对方一定不要拔高、不要吹牛，“我个子不高，嗓门也不大，我接受不了对我拔高和吹牛。人都是吃五谷杂粮，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也不是完美的人，有优点也有缺点。”

在自传《吾心归处是敦煌》中她也坦诚提到，自己一辈子扎根敦煌，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笃定，而是有各种综合的因素所致，“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我心归处是敦煌》

从青春少女到耄耋老人，樊锦诗将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留在了生活条件艰苦的戈壁沙漠之上。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选择。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可以看到，樊老早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时，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简陋，她因青霉素过敏反应没有被及时发现，差点没命。

据樊锦诗在自传中回忆，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花。“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除了是一名考古人、敦煌人，樊锦诗也是一位普通的妻子、母亲。在自传中，她透露，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反复追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留下，还是离开敦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没有我这个家就是不完整的，孩子们的成长缺失了母亲。但是，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抉择中，操纵着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经过了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经过了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最终我还是选择留在敦煌，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敦煌研究院（张杰拍摄于2023年11月15日）

有人曾问樊锦诗，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她的回答是，“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不管寂寞还是热闹，人格始终如一，因为她的灵魂持续专注、低调、谦逊。这让我想到，如果存在着“精神的贵族”，那么樊锦诗就是真正的“精神的贵族”。真正的贵族不是因着煊赫的名利，也非万贯的钱财，而是一种灵魂的纯粹、大气，其中有不忘初心的使命践行，有谦虚低调的如玉品格。

在电影《吾爱敦煌》中，樊老本人出场只有几分钟。她走在莫高窟前，眼神坚定，犀利。

我突然想到，少年时代的樊锦诗体弱多病，还差点死于小儿麻痹症，她跟双胞胎姐姐住在上海愚园路外婆家，吃西餐，看小说。1958年夏考上北大，因为信息误差提前去报到，她在北大的第一夜是在宿舍木板上度过的。

一个上海的小女孩，热爱文艺的青年，经历岁月磨砺，成长为一个身兼重任的文化传承者。那个幼年生病死里逃生的小女孩，从北大毕业的明媚少女，电影里眼神锐利大气的老人，是同一个樊锦诗；那个影片中力排众议保护敦煌的干练的敦煌研究院院长，跟在敦煌研究院偶遇到的步履蹒跚的老人，是同一个樊锦诗。

车窗外一排排笔直的白杨树映入眼帘，我想起来在敦煌研究院大门空地前，也有一大片这样的白杨树。树叶在冰凉清澈的空气中，在阳光下翻飞犹如笑脸。樊锦诗在自传中透露，她常年在莫高窟，已经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

敦煌路边的树（张杰拍摄于2023年11月15日）

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散文集叫《白杨礼赞》。作者是著名作家茅盾，他写白杨“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我突然联想到，这种树的气质，其实跟樊锦诗很像。 她扎根西北，坚守大漠，为敦煌的文物遗迹保护，兢兢业业，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岂不也是一棵树干笔直、力争上游的白杨树？61年前，当时25岁的“天之骄子”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千里迢迢奔向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一生。

在自传中，樊锦诗透露自己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对鸣沙山崖体上的石窟，在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敦煌的天格外蓝，这种蓝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纯粹，更辽阔，更浓烈，不到大漠是不会知道世上有这样幽蓝幽蓝的天空的。我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阳还没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觉升起来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

在莫高窟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樊锦诗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2024年春节即将来临，过年的氛围在空气中日益高涨。我想起来，在自传中，樊锦诗说她特别喜欢过年的这几天，因为莫高窟会非常安静，她特别喜欢在这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带着一个小马扎凳子去洞窟做研究。“直到现在，我每年过年都愿意在敦煌，只有在敦煌才觉得有回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