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在《史记》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之前,古代中华大地的社会图景是什么模样?
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封面新闻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探源工程项目明确,古代中国在进入王朝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古国时代,年代为距今5800年至3800年。
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
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
古国时代细分为三阶段 跨越约2000年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
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这座台基规模宏大,目前的残存高度4.6米以上。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多学科协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李群介绍,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系列年代样品的获取,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筛选(浮选)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态。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其中,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应早于2200BC,最后废弃的时间可以晚至1600BC。针对山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
此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结果也可圈可点。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形饰等礼器,同时延续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与青铜组合出现新型礼器。
国家文物局局长: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2001年正式提出。“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实施期间,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项学术资源,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
李群表示,探源工程很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的研究结论必然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2022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动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综合研究”的立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关键阶段,从时间、空间地域和研究视角进行了主动性的补充。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推动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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