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视野看三星堆文化的形成 李水城教授带来“古蜀文明季”收官之讲｜名人大讲堂

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陈羽啸

“绝对想不到，中国会出土这样一批青铜器。”当时光倒回到1987年，李水城教授本人、联同他在北大的老师们、甚至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光直教授，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时隔多年，当站在“名人大讲堂”的讲台之上，李水城教授再次回忆起这段时光，仍感叹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性与唯一性。

10月18日，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迎来收官之讲，特别邀请到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水城，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了一场名为《人类迁徙与文化交互：古蜀文明的形成》的讲座。

李水城教授说道，自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近年来，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不仅增添了更多新的考古材料，特别是如今传媒技术的发达，使得三星堆的影响力更是得到了极大增强。

“今天，我不想过多地讲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而是从更宏大的视野来讨论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互，以及文明是如何在撞击之下形成和发展的。”于是，李水城教授从人类迁徙的宏观视野出发，娓娓道来古蜀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到三星堆文化，从中看到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互的历史进程。

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从更宏大的视角切入

人类迁徙如何开凿历史上的重大通道

“迁徙，是人类的天性。”李水城教授说道。讲座伊始，他将到场观众的目光引向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并首先介绍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夏娃理论”，以及人类进入直立人阶段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走出非洲的迁徙活动。

李水城教授借用澳大利亚著名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的结论，基于多年来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的重大进展，今天大多数的史前学家都认识到，人群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是常态。迁徙所带来的不只是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还有物质文化的发展。此外，李水城还以欧洲为例，阐述了人类迁徙在欧洲史前农业文明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接下来李教授将研究的视角回到国内中原地区，以及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类迁徙如何影响到一条连接东西方交通线路的前“丝绸之路”的诞生。

中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是仰韶文化，也是黄河流域最为发达的史前农业文化。“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向四周扩张发展。其中，向西北发展的一支力度最强，延续时间也最久。”

李水城教授讲到，仰韶文化在向西北扩张的迁徙浪潮中，最终进入到新疆，与自西而来的外来文化首次出现碰撞。“这一文化撞击，使得东西方文明在新疆出现最初的交互，最终导致前“丝绸之路”的诞生。”

李水城教授表示，就在仰韶文化向西北地区扩散发展的同时，另有一支人群开始沿甘肃南部的洮河上游进入岷江上游，并沿着青藏高原东麓开始向西南地区扩散。“这一南下迁徙和文化的扩散活动奠定并凿通了中国西北－西南这条重要的历史大通道。”

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走进古蜀文明的孕育期

如何看待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由来

在人类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会出现文化的交互与碰撞。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形成亦不例外。随着仰韶文化的南下，不仅开通了青藏高原东麓这条历史大通道，也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曙光。对这一文化的来源，李水城教授通过近年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谈了他的看法。他讲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都平原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就包含九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的发现。

受制于自然环境，成都平原一直水患严重，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些最早进入川西北的族群，无法进入成都平原，只能沿着川西北山区河谷南下。李水城教授推测，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可能发生了一次气候事件，导致盆地内的水患消退，出现了一些适合于人类生存的高地。“开始有人陆续进入成都平原，并开始营建了这批古城。”

李水城教授谈到，仰韶时代晚期，开始有少量来自西北地区的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周边，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的小口尖底瓶，在郫县古城周围钻探出泥质红陶彩陶片可以为证。不过，“随着最近眉山莲花坝遗址（距今6000年前后）的发现，证明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在成都平原周边地区是有人活动的，但这些人还停留在制作细石器阶段，没有学会制作陶器。”

李水城教授认为，宝墩文化有两个不同来源。“一个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和后继的马家窑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哨棚嘴文化。来自东西两个不同方向的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后，带来了陶器制作技术，与原来生活在这里、不会制作陶器的土著结合，促成了宝墩文化（大邑高山古城第一期遗存）的出现。”

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既独树一帜又包容多元

三星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孕育阶段，至三星堆文化进入鼎盛时期。那么，三星堆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李水城教授展示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共有的典型器：如铜牌、铜刀、陶盉，显示出这两支文化的密切联系。“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齐家文化也开始向西南进入川西北，并与三星堆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文化联系。”

李水城教授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相同的陶盉、陶觚和兽面纹镶嵌铜牌。“显然这不是巧合，其间应有文化的联系。其背后反映的应是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从二里头到齐家，再到三星堆，显然存在一条线性关系，这三支文化的年代也显示出这一联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有一部分受到陕西南部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受到长江中游的文化影响。“至于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器物，则是三星堆文化先民的独特创造。”

李水城教授还谈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金器等遗物。其中，有相当一批玉器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如玉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可能来自西北地区。“这些金器被三星堆人用在青铜面具上，更增加了青铜人头像的威武和神明。”

“独一无二、独树一帜。”在讲座正式开始前，李水城教授曾用这样的词语，感叹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独创性。随着讲座的深入，李教授从更宏观的视野，缓缓道来三星堆文化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创造力。

他说道，作为古蜀文明的标志，三星堆遗址揭示出长江上游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也充分展现出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是早期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方国文明，三星堆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揭示和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在讲座的最后，李水城教授说起了他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的:“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又是东南亚的龙头”。

“我之所以今天重新引用苏先生的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至今对于巴蜀文明的重要性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还想说，重新认识并深入挖掘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族群迁徙、文化交互及历史发展进程将是中国考古学面对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