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之热情 做文之学者 | 名人堂·师说之李怡 ②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实习生 郑好

2022年6月，封面新闻记者在川大文新学院面对面采访李怡教授时，恰逢一位博士在读学生，来找李怡谈即将开题的一篇论文。在认真听学生讲述的问题、困惑之后，李怡给出了自己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旁听了师生的这场对话的记者发现，李怡跟学生多次强调一个事儿——写一篇论文首先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发现真问题之后，才谈得上别的。”

李怡获“十佳教师”

在学术界浸润多年，练就了李怡很强的问题洞察力，“如果一个人对着一个似是而非的假问题，研究来研究去，真的是意义不大，浪费生命。”他屡次跟自己学生讲，“如果你能提出一个值得探究的真问题，哪怕论文得出的结论别人不同意，也一定会得到尊重。你自己也不算精力空白费。”

这么多年，身为导师带学生做论文，李怡发现，“一个真做学问的人，肯定不是等到论文开写的时候，再去急忙忙绞尽脑汁想一个问题或者课题。问题、课题的出现，应该是伴随着人生自然产生的一种体会。只要一个人对人生还有所理想，有所追求，还愿意思考，就一定会遇到真问题。”

除了鲁迅研究，中国现代诗歌是李怡用心血耕耘的又一研究重地。在常见的宏大叙事路径之外，他偏爱对个体诗人和具体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这使得他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文学体验”色彩。比如在研究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艾青、绿原、穆旦、梁宗岱等人时，李怡会通过自己的文学感受提出一些与过去迥然有异的看法：郭沫若的内在矛盾，徐志摩的重构古典情趣，等等。细致的文学阅读给了李怡丰富的艺术体验，推动他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家的精神世界，给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基本”的财富。热爱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李怡很感念自己在还没有接触到文学理论大道理的时候，就先从感性上对故事、文学产生爱，“这非常重要”。

每一个对文艺善感的灵魂，往往都有一个少年时代的启蒙师长。李怡想起他的外祖父，尤其是当数学老师的舅舅，“我舅舅数学非常好，同时他的文学才华，也都不弱于他的数学，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舅舅曾经给我讲西游记的故事，每天晚上讲。”

受舅舅影响，李怡数学也学得很好。从初中到高中，“就没有遇到把我彻底难倒的数学题。”让李怡现在提起来，还觉得骄傲的是，作为文学学者，他最早发表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文学研究论文，而是关于数学几何题的证明方法，“初中的时候发表一篇，高中的时候又发表了一篇。当时在重庆一家正式的公开发行刊物上。”

真正深入文学的世界，是李怡1984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之后。怀揣着作家梦的他写剧本、写小说。在图书馆里读着一本又一本的现代诗集，自己也开始在纸上写起来。在这期间，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应蓝棣之老师之请来北师大演讲，那带着“朦胧诗论争”岁月所特有的情绪和在此以后蓝棣之老师同样富有情绪感染力的“现代诗”选修课，更是大大地增强了李怡对诗歌的兴趣。

不过，此时此刻的诗歌与文学之于他，全是情智的相通，还与“学术”无关。现在想来，这种较长时间的自由幻想与自由情感的历史倒是与当今某些功利主义的教育拉开了距离，让李怡真切地感受到了“情感体验”的意义。“这难道不就是一种幸运，甚至一种财富?”如今李怡回忆道。

在大学里痴迷写诗、小说的李怡，慢慢发现，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独创性，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恰在此时，李怡遇到教他现代文学的恩师王富仁先生，“他以很好的方式给我展示了一个现代文学学者可以具有的魅力。我就想，那我也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前进，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路。我好像就开始找到了自己。”

也是在这期间，王富仁教授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呐喊><彷徨>综论》。这篇文章在1980年代震动学界，引发一股强劲的鲁迅热。李怡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在一个夜晚里在图书馆阅读《文学评论》之时的那份不可遏止的激动。“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直真切切的极具思想力度的学术的逻辑。原来真正的学术，也可以像诗歌一样动人心魄!”

李怡（左）与恩师王富仁（2000年）

在王富仁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李怡很快就学会用论文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几个月之后，他将自己的学术处女作《论<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呈到了王富仁老师面前。一年之后，更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论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信老师的手中。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名作欣赏》与《文学评论》上。由此走上了文学研究的“学术”之路。

虽然没有成为直接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而是成为研究文学作品的学者，但李怡的创作才华并没有被写论文、教书所淹没。不管是听他讲课，还是看他的论文，都能看到李怡思路和方法的别致。 “学术表达有高度的规范性。因为做学问，写论文，最主要的功能是与同道交流，要遵守一个比较稳定的话语体系。但写诗写小说，就自由得多，甚至可以自言自语。但是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戴着镣铐也是可以跳舞的。在种种学术规范限制之下，一个有依然可以做出新意，可以表达自己鲜活新颖的思想。”

李怡想起自己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乡下中学教书期间，坐在办公室里，在被浓密的夜色所包裹的灯光下，耐心细致读鲁迅《故事新编》的情形。读完之后的激动，促使他用理论性质的文章，记录下了一次又一次的心动。“我曾经将这些阅读的体验低吟给身边新识的朋友，然后在第二天走半小时的田间土路再搭船渡过洲河，通过小镇邮局将其寄往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没有电子邮件的年代，空间的距离令人怅惘、令人孤独，但也给人诸多反观自我的机会，没有电脑快速打字的年代，每一笔文字的刻画都仿佛凝结着人生的见证。文学如何让我们体验人生，人生又如何需要文学的拥抱，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尊重自己的文学感受，将学术纳入到生命体验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有所质疑，有所创立。”

1984年，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在《文学评论》分两期发表，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对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高校任教的王富仁教学有方，桃李满天下。除了李怡，作家梁鸿、文学评论家张莉都是他的高足。

在李怡的学术乃至人生道路上，导师王富仁的影响深远。当记者请他谈谈自己心目中的恩师，李怡沉吟半晌，先是说出这么一番话，“师者分为好几个境界：经师、业师、人师。能够把书教好，带领我们阅读中外文化经典的，叫经师。这是一个好老师。但是仅仅做到这一层面，还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经典教弟子能够形成自己的事业，这个称之为业师。能够成为经师和业师，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更罕见的是，带领学子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超越，最终让学子自己理解人生，思考生命。这样的老师被称之为是人师。在我而言，王老师不仅是经师、业师，更是人师。在他的身上，我能感觉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魅力，是学生人生中自我探索一盏灯塔。”

李怡（中）与学生在一起

王富仁曾在他的一本著作里，把鲁迅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在李怡看来，“王老师自己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守夜人。在我们默默前行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和事业上遇到困难需要重新自我反省、自我思考的时候，他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照亮了我们，也温暖了我们。”  最后，李怡也不忘补充，其实很难用几句话概括完整自己的恩师，“只能用文学性的比喻，来描述王老师作为一位师长所给予我们生命的意义。”

从重庆到北京，再到成都，也促使李怡对地域与文学之间的地理关系，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近些年，李怡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作家跟其所处的地域是怎样的关系？用学术的话来说就是，从“地方路径”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进行更细节的挖掘。比如张爱玲与上海，萧红与东北，李劼人与成都。在李怡看来，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一个文学家，不会抽象生活在一个概念里，而是实际生活在一个非常具体而微的一个地域环境里面。一个人周边、非常局部的环境，风土人情往往非常直接影响他的思维、情感以及他的交往方式。在这个地方的生存的苦恼、困境和方式是后来就成为他文学非常重要的基础。”

2020年，李怡在一篇发表在《文学评论》中的论文《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中，特别分析了李劼人、张爱玲、老舍的文学世界与其长期居住的的具体城市之间的关系。最终，李怡得出一个观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由一条一条的地方路径最后汇通而成的，“并不是先有一个抽象的中国现代文学，然后这个文学在上海有表现，在北京有表现，在成都有表现。而是先有了现代文学上的上海路径、北平路径、成都路径，……最后这些路径综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文学上的中国路径。”

谈到张爱玲，让人忍不住多问李怡几句。张爱玲的作品在市场上红了很多年，粉丝众多。那么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业学术圈，张爱玲的作品到底评价如何呢？不过李怡对这个问题很谨慎，毕竟三五句就精准评价一个重要的作家，是冒险的行为，尤其是不愿对她下一些评价的断语，“张爱玲当然是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认同我的导师王富仁老师说的一句话。他说张爱玲是女作家当中的鲁迅。大概就是说，张爱玲对人生世事的那种深刻观察，功底直逼鲁迅。当然这不是说鲁迅的特点就是张爱玲的特点。而是指，两人在深刻、犀利这一点上，有共通之处。”

（图片由李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