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赵桂英：长征时救伤员稳后方 一生朴实 把信念植入血液

封面新闻记者  陈静 刘柯辰 视频记者 陈映竹

2020年7月24日，正值盛夏，四川内江市梅家山干休所，绿树成荫，蝉鸣鸟叫，在这个宁静而富有历史感的院子里，104岁的老红军赵桂英，穿着一身军装，坐在椅子上，家中柜子上摆放着数枚珍贵的红军长征和抗战纪念章。

老红军赵桂英

在梅家山干休所，这个被内江人称之为“红军院”的地方，如今，只住着赵桂英这一位老红军，老人身体还算可以，清醒时依然记得长征、红军等记忆片段，小女儿田萍和女婿燕飞常年与她生活在一起，负责照顾老人的起居饮食。但是现在，老人除了与一起居住的女儿和女婿沟通外，已经无法与外人进行交流。

在这样一个宁静的环境中，赵桂英安度着晚年，记者采访的这个上午，仿佛，时光穿越倒转，从这个宁静和平的院子，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饥寒贫苦的年代。

赵桂英女红军（中间）和女儿女婿在一起

赵桂英1916年出生在广元苍溪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赵桂枝，家里穷苦，吃不起饭，十多岁的赵桂英被送给场镇上的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天天都是干活，还经常挨打，也吃不饱饭，几乎都是吃主人家里剩下的洗锅水。

1934年，红四方面军来到广元苍溪县，赵桂英与其他当地青年，从苍溪县乡下的老家马鞍山（音），到县城给红军背过军粮，在红军的宣传之下，赵桂英和几名当地青年同伴，没有回家，直接在苍溪县城毅然参加了红军，还剪掉了一头长发。

至于为什么相信红军，选择跟着红军走，赵桂英也告诉过女儿，小女儿田萍说，“母亲说过红军里面不管是首长，还是士兵，说话都客客气气，很有礼貌，对待她们这些女性，也非常尊重，平等待人，所以长征再苦再累，她都觉得比回去当童养媳，回去挨打挨骂强，在部队里完全像获得新生一样。”

1934年，赵桂英参加红四方面军第31军，被分配到供给部，当过供给员、宣传员等，在红军中负责抬担架、运输伤员，随后，跟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

当时的赵桂英大概是十七八岁，这个时候的赵桂英，能吃苦，赵桂英告诉女儿，“ 长征中的工作，要负责给伤员洗血绷带，每次洗起来，水里都是刺鼻的血腥味，然后就是天天抬担架负责伤员的安全，抬担架也是有诀窍的，上坡要用劲，下坡腿要拖着走才稳，遇到飞机轰炸的情况，首先要保护担架上的伤病员。”

在部队里抬担架，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就会奖励一面红色旧布做的小红旗，而赵桂英得到过几次小红旗，每次得到小红旗，赵桂英都特别开心，对小红旗也格外珍惜。

过草地的时候，赵桂英的衣服就没有干过，雨淋湿了，就将就那一身衣服穿干。

在漫漫长征路上，当部队到达阿坝时，由于卫生条件差，赵桂英大腿内侧长了一个大疮，走路十分困难。当时部队是白天走，晚上也走。晴天走，下雨也走，走的又是人烟稀少偏僻的山旮旯小道，因腿上长疮，赵桂英时常掉队，又不好对战友讲，怕增加战友的负担，掉队了就一人坚持朝若隐若现的火把方向行进，追赶部队和战友。当部队进入杂谷脑地区时，战友才发现赵桂英的疮已开始化脓了。“当时红军缺医少药，队长只好叫母亲停下休息，安置在一老乡家，不随大家一起去筹粮、行军。当战友出发筹粮后，母亲怕离开战友，就烧了一大锅开水，自己咬牙忍痛边洗边挤疮里的脓血，她几次痛晕，醒来又继续挤，终于把脓血挤干净了，待伤口好了后，又追上了战友。”

赵桂英随部队，爬夹金雪山、党岭雪山，三过草地。在爬雪山时，也只是穿一双草鞋，踩在深深的雪里，严寒之下，双腿都被冻烂，“母亲就把能裹的东西，全部裹在腿上，这样一瘸一拐的走出雪山。”

田萍说，女红军在长征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面临着更多身体和生理上的困难，而由于长期营养不足，那个时期的女青年，生理期的次数也很少，在女生生理期，赵桂英和其他队伍中的女青年，只能捡起地上烧过的炭木灰，用一块旧布包裹着，作为生理期的卫生用品来使用，当时的条件之苦可想而知。

赵桂英女儿

女婿燕飞说，老太太前两天夜里一直闹，两天没睡觉，然后，用手指了指脑袋，“这里不好了，她以前两个儿子失散，受了刺激。”

1936年，经过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西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赵桂英也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工作。

据赵桂英的儿子田冲回忆，母亲曾经给他讲述过，兵工厂自制出第一支枪的故事：1939年5月1日，延安兵工厂自制的第一支步枪送到延安桥儿沟展览。毛泽东主席亲自去现场参观了这支步枪。毛泽东主席拿起这支步枪仔细地看了又看，并拉拉枪栓、瞄瞄准，高兴地说：“枪造得很好嘛。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之后，他又勉励大家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受到中央首长的鼓励后，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不久就制造出了第一批步枪。

1944年，赵桂英在组织的介绍下，与来自四川阆中的红军田池结为夫妻，田池当时在联政部工作，他们的婚礼是耿飚将军主持的。

赵桂英在嫁给丈夫田池之前，1936年长征结束后，在延安，她其实已经结过一次婚，在组织介绍下，她嫁给了当时部队中一名来自陕北的红军。赵桂英和第一任丈夫结婚后，生下三个儿子，但由于听不同彼此方言，加之生活习惯不同，两人离婚了。之后，赵桂英通过自由恋爱，与来自家乡的四川阆中的红军田池结婚。

当时赵桂英两个稍大点的儿子，被安排在当时的延安保育院中住校，最小的一个尚在襁褓中的三儿子，则被赵桂英带在身边。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当时赵桂英与丈夫田池生下了一个儿子田冲，并且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由于组织安排要马上撤离，赵桂英和当时的丈夫田池，来不及接回住校的两个大儿子，赵桂英只能在战火中抱着两个小儿子撤离。田池给怀有身孕的赵桂英找来了一架毛驴板车，赵桂英带着孩子们撤离。田冲说，“那个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肚子里还怀着妹妹，走上了撤退的路线，当时地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撤离的队伍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赶路，还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那样的艰苦可想而知，但是，母亲凭借坚强的性格，带着我们走出来了，撤离到山东的时候，还生下了肚中的妹妹。”

从此，她与两个儿子，失去了联系，多年来，她都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赵桂英始终在打听两个儿子的下落，但是都没有任何音信，她也曾辗转反侧，甚至担忧两个儿子是否还活着。赵桂英对儿子日思夜想，这样的刺激下，她的精神状况甚至出现了问题，经常在夜里睡不着觉。之后，思念儿子成了她生活的牵挂，中间许多年，赵桂英都没有停止寻找儿子，但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一直没有找到儿子。

一直到1961年，当时赵桂英丈夫田池所工作的内江汽车大修厂，来了一名北京的青年，赵桂英和丈夫对这个远道而来的青年比较照顾，便经常邀请这名青年到家里吃饭，在聊天中，这名青年得知了赵桂英在战争中失散儿子的事情，青年便决定想办法，趁着回北京探亲之际，通过北京的朋友和亲属，帮赵桂英寻找儿子。

1961年，经过这名青年的多方打探，好消息传来，赵桂英失散的两个儿子找到了，原来两个儿子随着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一起转移，在组织培养下长大，他们一个考上了西安美院，毕业后在北京实习，一个在新疆参军。

当年，两个儿子就从北京、新疆，赶到了内江，失散14年后，赵桂英与两个儿子，母子团聚，全家人都非常欣喜。

封面新闻采访团队与赵桂英女红军及家人合影

1950年2月，赵桂英随丈夫田池转业，担任西南运输公司办公室科员，在重庆工作；1952年，调到四川省交通厅，在成都市工作；1958年，田池被调到内江市，担任内江市交通局副局长，并负责在内江市组建汽车大修厂，担任内江汽车大修厂党委书记，赵桂英又随丈夫工作调动，来到了内江，至今生活在内江。

与田池结婚后，赵桂英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生共养育了八名子女。如今，全家已经有四代，整个家族有50多人，子女中有参军的，有从教的，有当工人的，有在内江机关任职的，都非常优秀，在各条战线继续发挥中光和热。田冲说，参加长征后，母亲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母亲对自己和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我在内江大修厂当工人的时候，工厂里一个榔头坏了，我就捡回家去用，母亲看到之后，就批评了我，说是公家的东西就一点都不能沾。也感谢母亲的教育，让今后的人生中保持了这样的品质。”

女儿田萍说，“母亲是一个勤俭的人，家里一直很干净，邻居关系也很好，从小穿的衣服、鞋子是手工做的，我们从小，母亲就经常教育我们，要服从组织分配，遇到困难要鼓劲，不能泄气，教育我们艰苦朴素。目前，母亲虽然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也很少去医院，之前生病住院也是住普通病房。”

“母亲虽然已经老了，但是很多革命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特别是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红军的后代，我们深切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应该懂得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要向父辈那样，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甘愿吃苦，无私奉献，勇敢顽强，继续奋斗。”

赵桂英18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如今104岁，是内江唯一健在的老红军。曾经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不惧饥寒交迫爬雪山过草地，她的一生不求浮华、艰苦朴素，把理想信念，植入血液，在平凡中演绎出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