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唯取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一个人｜寻路东坡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知州的身份二仕杭州，再度回到西湖湖畔。在任职杭州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苏轼为杭州留下了西湖，并修筑了苏堤，留下了南宋以来著名的“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

对于苏轼，后人有太多的解读。2月中旬，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分别解读了他们心中的苏轼。

苏轼写过许多关于西湖的诗，人人都知苏轼爱西湖。他写春天的西湖，“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初夏的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白天的西湖“旋折荷花剥莲子，露为风味月为香”让他休闲放松，夜晚的西湖“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让他有所哲思。陈文锦说道，二任杭州时，苏轼几乎每天都在西湖边工作。他与友人一起出游、写诗，大都也在西湖附近。

“我觉得杭州跟他的缘分很深，他对杭州的山水也非常依恋。”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这样说道。但苏轼与其他想要将西湖“私有化”的人不同。“他对于西湖是没有私心的，也不想将其占为己有。苏东坡是一个有宇宙型胸怀的人。他只喜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西湖

陈文锦认同李泽厚曾经评价苏东坡的一句话“苏东坡生得太早”，但是对于李泽厚的后半句，陈文锦是不同意的。他反而觉得，苏东坡对人生的觉悟、人性的理解的高度，自魏晋之后也就此一人。“我们看到苏东坡有些感慨，有些忧伤，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还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呢！”

在陈文锦看来，苏东坡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面貌。因此陈文锦解读道，苏轼在杭州动员民众退田还湖、疏浚西湖、修建苏堤，包括他在当地留下的美谈“画扇断案”这些事情，都体现了人们对苏轼人格魅力的认可。这也是因为苏轼本身就把为国为民，作为办事的出发点：“他不只是单纯地解决水患问题，还考虑到了审美的层面，再而解决了交通的问题。在当时，他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的事在处理。”

而离开杭州之后，苏轼也没有再提及过自己在杭州的政绩。陈文锦认为这同样体现了苏轼的“宇宙型胸怀”：“他在杭州有这么多功绩，但他离开后也再没提到过，有种‘深藏功与名’的感觉。”

西湖边的东坡像

在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点上，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有着同样的看法：“苏轼是超脱的。他遵循的是内心对社会公理的追求，而不是个人的诉求，这种思想的层面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苏轼其实是一个非常率真的态度。别人问他，他就说；别人没问的，他也全部如实供出。”元丰二年，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上书弹劾苏轼，认定他出言攻击朝廷，反对新法。后来经神宗批示，苏轼被捕，又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正式提讯。苏轼对在诗作、书信中，表现出的对青苗法、盐法等新法政策的不满，和对朝政缺陷的讥讽，一一承认。

苏轼在《己未十月十五日，狱中恭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中写到：“只应圣主如尧舜，犹许先生作正言”。“正言”，说明入狱近两个月的时间，苏轼仍旧认为自己所写所想的并非“诽谤”，而是为国为民的言论。“他还是认为他是赤胆忠心的。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采取一种逃避或者编故事的方法，减轻自己的罪责。但苏轼没有。他严格遵循自己内心的追求，这是很难得的。”

乌台诗案后，苏轼也曾经过一段苦闷的日子，他回想起这段经历是“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苏轼将眼光转向了更广阔、深远的地方。他在黄州所写的《赤壁赋》，就体现出了这种超然与哲思：“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人生短暂而天地永恒，一时的苦闷并没有困住苏轼，反而让这种超脱和释然的“东坡精神”永存。

（特别感谢杭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