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丨一个盘与涵盖国家和家族史的284个字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虽然不断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器以别样吸睛的造型，将古蜀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呈现在现代人的眼前，震惊世界。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青铜器之乡”并不在四川，而是在陕西省宝鸡市。

中国对于青铜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彼时，熟练使用火的人类，已经不满足于使用石头打磨的工具，他们需要更精密、更坚硬的工具进行生活生产。因此，在一代代人的尝试下，有了从硬度不够高的纯铜，转化为熔点更低、硬度更高的青铜的过程。在这之后，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有了飞速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灿烂的商周青铜文明。

因为青铜的得来不易，导致它一开始出现，就与战争和不凡的社会身份紧密相关。随着礼制的兴起，青铜逐渐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这就是“藏礼于器”。各样青铜礼器层出不穷，从以青铜酒器为主的商代，到以鼎、簋等食器为主的周代，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作为周朝发源地、周礼兴起之地周原所在的宝鸡市，自汉代以来就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并称为“青铜器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都出土于宝鸡。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对周朝礼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展现了与三星堆文明完全不同的中原礼乐文化。那些青铜器上镌刻的铭文，更能作为参考和补充，完善我们在探索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时，细探那些几千年前，属于个人、家族的记忆。

周原遗址西周时期城址（周原遗址考古项目组供图）

1976年12月出土于周原遗址的史墙盘，就是这样一件文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从1999年开始，参与周原遗址的发掘至今。在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中，徐良高说道，除去史墙盘的艺术价值和对周朝制度的反应外，它将国家历史和家族历史结合的、长达284个字的记载，本身就是特别之处。

盘，是用来盛水的器具。以青铜器制成，它就不再是普通日用器，而是礼器。“礼器象征着荣耀和权力，也是这些荣耀和权力合法化的历史证明。”徐良高这样说道。

史墙盘（周原遗址考古项目组供图）

制作史墙盘的人叫做“墙”，他为了纪念自己的家族“微氏”而做此盘。又因为“墙”的官职为“史”，因而我们称之为“史墙盘”。在1976年对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村青铜器窖藏的发掘中，价值最为特别的，就是这个墙盘。

墙盘通高16.8厘米，口径47.3厘米，盘深8.1厘米，重12.5公斤。圈足，双附耳。腹饰垂冠长尾凤纹。圈足饰窃曲纹，均用细雷纹衬底。凤纹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流行的纹饰。器内底铸有铭文18行，共计284个字。这是1949年以来出土的青铜器中，镌刻铭文最多的铜器之一。

铭文的前半段讲述了历代周王的政绩和作为，从文王讲起，历经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直讲到恭王，涵盖了大半个西周的历史。其中文王受天命，武王征伐殷人，成王治理周邦，昭王伐楚荆等事，均与已有的古籍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前半段铭文虽然是在颂扬历代周王功绩，但同时强调了诸臣子辅佐的作用，这也就与后段“墙”自述其先人如何事君的叙述相呼应。墙盘中记载的历代周王政绩，与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吻合，这增加了记载的真实性，因而也让墙盘有了更高的研究价值。

徐良高说，将周代历史与个人家族史相结合的记叙形式，并不常见，这源于“墙”的家族世袭“史”官职位的特殊性。“前面的铭文记载，能够算是半部周朝历史。后半段讲，他的家族在商周之际如何投靠周人，如何被赐50田作为封地，一直讲到‘史墙’这个人，大致是几代人作为王室史官的家族史。”徐良高这样解读墙盘上的铭文内容。

徐良高观察周原出土青铜器（受访者供图）

“文献中很清楚地记载，微这个人，就是史微。他是商朝的贵族，后来投降了周人，历代都为周人所重用。这类事情在周代很多重要的家族墓地中都有显现，文献中也有记载。”微子启相关的这一段历史，在《史记》及其索引中均有记载。孔子也评价他的作为是“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这个家族是商人贵族。在投降周人后，周人继续任用为史官，这是周人的政策和文化更具包容、更多元的反映。”据徐良高的介绍，铭文中所记载的“令周公舍，於周卑處”，也就是赐宅授田等内容，结合下文中“墙”仍旧担任“史”一职的记载，同时也是周代世袭制度的反映和证明。

“除了历史价值，有人把金文（即钟鼎文，指铸造在殷商与周朝青铜器上的铭文）作为一种书体，墙盘自然也是有艺术价值的。”徐良高补充说道。如今，墙盘藏于陕西扶风周原文物管理所，并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