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蒋蓝：水润天府，清流万里

文图/蒋蓝

水犹如上苍的身体，在成都平原上，万千水道漫流如梦。成都也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困、因水而荣。“成”本为巴蜀图语，是回避洪水的“干栏式建筑”象形，“都”为汇聚之意。合而观之，成都即是：在二江交汇低地处的干栏式建筑聚落。

古蜀帝王杜宇、鳖灵等都是治水行家；出生于蜀地的大禹，励精图治，规划九州。新婚燕尔4日即外出治水，治水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了“禹步”“龋齿”“禹余粮”等勤政清廉传说。他“恶旨酒，而好善言”，不但把舍己为人的光洁精神散播神州，更为蜀地岷江的圣洁之源，注入了一种清洁、奉献、肝胆相照的大情怀。

到蜀太守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穿二江成都之中”以来，陆海纵横，林盘耸立，天府之国崛立于8000平方公里沃野之上，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汉代扬雄《蜀都赋》写到“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穿城而过的两条江就像一对晶莹的耳环，环绕成都中心区。2500多年来，成都成为神州大地上罕见的“城名未改、城址未变、中心未移”的历史文化名城。

“千古一人”看忠贞

成都最引人瞩目的名胜，无疑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柏树苍劲吐翠，林间总是吹起阵阵清冽风，就像逶迤而来的诸葛遗韵，润物无声。细心人会发现，武侯祠区域的大柏树大都向西南倾斜。老成都人会告诉你，天地感应的柏树，都向着武侯、惠陵而拱卫。

诸葛亮一直被看作古代士人的典范，甚至被认作“千古一相”，到了清代以后更被看作一代完人。除了文治武功，人们更崇敬他的忠贞无私。

唐宋时代，武侯祠、昭烈庙与刘备墓之三者，分立并存而又彼此毗邻。明代初年，蜀献王朱椿以“君臣宜一体”为由，将诸葛亮像移入昭烈庙，使三者合而为一。自此，南郊本该就无武侯祠而只有昭烈庙了，“而蜀人之口习武侯，而不复别以昭烈。”清初重建时，顺从了民意，以两大殿分祀刘备和诸葛亮，形成君臣合庙格局。在名称上，官方悬匾日昭烈庙，民间呼为武侯祠。作为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建筑，反而用臣子之名代替帝王，这非常令人深思。

诸葛亮丝毫没有刻意打造一个诸葛家族的权力谱系。从诸葛亮到儿子诸葛瞻，没有父与子的权力传承。诸葛亮去世时，诸葛瞻才8岁。诸葛瞻后来走上政坛，已不是诸葛亮权力的自然延伸。

他的老对手司马懿，一直在用心经营自身的势力范围，他要做的不是效力于曹魏集团，而是实现自身家族针对曹魏集团的替换。他为曹魏集团做的一切，其实是为自己家族权力“谋福利”。

诸葛先生的家庭财产，在《又与李严书》中有所表露。诸葛亮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这是说，他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在《自表后主》中，诸葛亮写道：“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份家庭财产清单，表明了诸葛先生的清廉。

陈寿《三国志》中记载他：“身长八尺，容貌其伟，时人异焉。”也就是说，诸葛亮身高有八尺，伟人气质，风度翩翩。但诸葛亮没有三妻四妾，一生只娶一个女人，而且一生忠贞于她。

晚清或民国时期，成都每每出现贻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就有冤屈者在武侯祠痛哭朝拜，人们是多么希望武侯之灵来廓清天地啊。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的张咏

以廉治蜀的清流，则如锦江之水，绵远流长，从未断绝。如果说成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文记载的廉吏是东汉时期的蜀郡太守张堪（科学家张衡的爷爷）的话，那么，北宋担任益州知州的张咏，更有一段围绕“钱”“色”的佳话。

张咏字复之，号乖崖，北宋初年与赵普、寇准齐名的三大名臣。尤以治蜀著称，后世将他与文翁、诸葛亮、赵抃并称四大治蜀名臣。成语“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就出自他的惩贪经历。

做县令时的张咏，为官清谦、两袖清风，最恨下属私心重。某天，他经过钱库，恰好见人拿一枚铜钱藏在袖中。张咏罚打偷钱人五十板，打得他皮开肉绽、叫苦连声：“难道就因这一文钱，老爷今天要我的命？”

张咏闻听，怒不可遏，提笔批明：一日偷一钱，千日就是一千！绳软可锯木，滴水可穿石。库房钱币虽多，偷久了也会空。今日就是要狠打，警戒那些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油画《成都交子·汇通天下》。萧继东、陈登木2013年绘制。图中背手而立的官员为张咏，旁边为其“礼仪夫人”

成都有一条毫不起眼的交子街，静静湮没于东风大桥旁的均隆街地界。1997年，府南河工程改造完毕后，交子街名被取消，与均隆街合二为一。这里恰是张咏发明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的所在地。

交子最初只是一种代替货币交易的信用凭证，即代金券。“交子”是四川方言，是票证、票券的意思，有交合之意，就是“合券取钱”。

为纪念世界经济史上这一重要事件，在英国伦敦英格兰银行的天井里，种有一棵在英国很少见的中国桑树，因为制造交子所用纸张的主要原料就是桑叶。在成都发行交子600年后，英格兰银行才印制英镑纸币。

张咏为人正直严厉，只身来到成都，却做了一件匪夷所思之事：他令人给自己纳了几位妾。4年后，张咏离开四川时，他将这些“礼仪夫人”全部许配了未婚的百姓。这些少女都是完璧之身，他还出资置办嫁妆，百姓怎能不感激他！张咏洁身自好，纳妾只是为了消除下属的各种猜测。

而张咏“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的名句，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引用的箴言。

张咏将治蜀经验总结为四条：信及于民、言及于义、动而有礼、静而无私。而“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其实才是张咏成功治蜀的关键。

宋代的赵抃也是成都历史上四大治蜀名臣之一。在宋史中，他与包拯（包青天）齐名，史称“铁面御史”。这位以廉知名的清官一生四次入蜀，以“一琴一鹤”简易行囊和独对苍天的修行名垂青史，崇州人曾修建“琴鹤桥”以怀念他。

他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境内发出了“吾志如此江清白”的千古浩叹，念天地之悠悠，成为蜀地廉政文化——“清白”文化的高峰。

宋代的成都之所以继续强力引领着西部的格局与经济，延续唐朝“扬一益二”的发展势头，除了平原上的水利设施屡有兴修、都江堰灌溉范围进一步扩大，更与当时蜀地呈井喷状的一大批清正官员梅挚、崔与之等等的清正影响密不可分。

“国之宝桢”是如何炼成的

蜀江水碧蜀山青，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些存留在历史深处的清廉情怀，逐渐在大地上得以赋形。清正廉明以大地的形态，唤起了蜀地别样的情怀。因为伴随唐宋入蜀诗人神驰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那些清廉的激情，罡风四合，振翮而起，像白鹭一样在成都平原上空翻飞……

丁宝桢（1820-1886），贵州织金县人，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同为“中兴名臣”，做过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他为官一生清廉刚正，报国爱民。

出任山东巡抚期间，两度治理黄河水患，创办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机械制造局。出任四川总督期间，整饬吏治、修改盐政，治理都江堰水利工程，整治社会治安，兴办洋务运动。为官数十载，政绩彪炳、深得民心，后来慈禧还给题赠他“国之宝桢”，足见朝廷对他的嘉许。

这里不说飘香全球的“宫保鸡丁”，我们看看丁宝桢如何过在工地上过生日。

在游人如织的都江堰离堆公园里，挺立着一尊丁宝桢的塑像，我几次路过，总在他雕像前见到老百姓敬献的鲜花。

丁宝桢当时主持都江堰岁修，做了一件造福一方的大事，但也让自己因此事官降三级。

鉴于都江堰灌溉渠道淤塞，1877年12月，这场由丁宝桢牵头主持的岁修动工，并于1878年3月中旬竣工，耗银近13万两。生日来临了，丁宝桢就到都江堰去督促施工，躲避送礼者。他对仆人讲，不得收任何人的礼。你告诉那些强行送礼者，我一定要法办他们。

修复工程竣工后不久，一场特大洪水把刚修好的人字堤冲毁。丁宝桢主持岁修，其实是粉碎了一个官府和地方的贪污链，为此得罪了很多人。于是，朝廷出现了对丁宝桢的质疑，怀疑其岁修乃是“豆腐渣工程”。

丁宝桢被罚官降三级，并掏腰包缴还国库工程款，两个下属也分别被罚银两万两。后来虽然洗清了嫌疑，但丁宝桢为此郁郁寡欢。1886年，67岁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上，仅存宦银数百两。

平素他把俸禄用来招待、资助来成都汇报工作的地方官，一度到了请求预支来年俸禄支付伙食费的程度。一代总督灵柩竟然无法归乡，川、黔、鲁百姓无不“思之辄陨涕”，四川官员们捐资办理丧事，才使得扶柩回乡成行。

人们更应该铭记丁宝桢的一句格言：“读书岂为虚名误，报国须教俗念空。”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均属一个民族的黄钟大吕之声。

明末清初的广安人欧阳直在《蜀警录》中指出一条规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人因水聚，廉因人起。注入了廉洁活水的天府文化，勃然兴盛，蔚为大观，早已经改变了这一历史定律。

濯锦之江、明心见性；濯锦之水，润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