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染 文/图
侯德榜，福建省闽侯人，从小读书聪明过人，曾在清华园以十门功课1000分的成绩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著的《纯碱制造》一书，是影响世界化工界的权威读本。作为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侯德榜一回国就加入到了永利的团体中，成为了永利的灵魂人物。
当时在筹建永利川厂纯碱装置之初，由于四川井盐昂贵，“从前苏维尔（制碱法）之特长，一到华西，皆难应用。塘沽盐价，等同沙土，其他灰石、煤焦，无不取携自如，殆无限制。加以市场宽泛，远及国外，大量生产，不虞滞销，皆非目前华西所能想像者。”所以，侯德榜认为不能沿用苏维尔碱法，只能选用察安制碱法。1939年春，他到德国洽购察安制碱法专利，但遭到拒绝。当时世界上这两种主流的制碱法都无法在五通桥生根，所以在回国的途中，侯德榜下决心要自己研制一种新的制碱法。两年过去，他们通过艰苦奋斗，在五通桥、香港、上海三地进行数百次试验，新法制碱在1941年初终获初步成功。
范旭东
侯氏碱法：冒出“希望的蘑菇”
当时永利川厂同人欣喜万分，决定将新法命名为“侯氏碱法”，这时侯德榜正在纽约，他接到了一封从五通桥发去的祝贺电报：
本公司在华西复兴化工首创碱业，先生抱负恢弘，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其荣幸孰有过之？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全厂同人集会，决定本厂新法制碱命名为“侯氏碱法”，译称HOS PROCESS，聊表崇德报功之忱，藉为本公司永久之纪念。
确立了“侯氏碱法”后，侯德榜进一步扩大试验规模，成立了半工业试验厂。工厂于1943年秋开工，负责试验的总负责人是谢为杰博士，其姐是著名作家冰心，他当时担任永利川厂的技师长（后任厂长），是发明“侯氏碱法”的主要参与人之一。通过大量试验证明“侯氏碱法”的优异特点：在食盐利用率达98%以上，远较苏维尔的75%高很多，投资和产品成本比可大幅度降低。他的贡献在于“永利为中国蕴藏的特殊材料，为改良苏尔维制碱法的缺点，设法江碱铵两工业联合起来，辟改革化学工业之创例。”
这年12月，中国化学会特将第十一届年会安排在永利川厂举行。参会者听取报告和参观了试验车间，对“侯氏碱法”给予高度评价，侯德榜被誉为制碱大王的名称当之无愧。1943年12月8日这天，在五通桥，科学界人士和永利川厂职工聚在一起庆祝“侯氏碱法”的研制成功，每人分柑橘一颗，共分2828颗。范旭东现场慷慨激昂致词：“中国化工能够登上国际舞台，侯先生之贡献，实当首屈一指！”
“道士观”是“嘉定下来一条江”的第一个大险滩，在古代的诗文中对此段岷江多有描述，如“汗流出鸟道，胆碎窥鱼窝”“江路险复永，梦魂愁更多”等，永利西迁落址这里之初，也为它的命运注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但通过在五通桥的艰苦奋战，华西化工复兴事业有声有色，已然勾勒出了清晰的发展蓝图。抗战即将胜利前夕，1945年6月30日，范旭东在给金粟乡（道士观所属乡镇）乡长秦昌瑗等人的信中写到：
“民二七年在本乡建厂以来，蒙各级政府官长之督导，复承我犍为父老昆季之赞助，倏忽七年，虽建厂工作，因海防与仰光沦陷，器材损失，未克如期完成，而职工众多得能安居于岗位苦撑，实拜诸君子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维护周至之惠，此则弟虽因猬务丛身，疏于诣候，然对于诸君子之诚挚合作，实深铭感。”
1943年6月，中英科技合作馆长李约瑟为考察战争时期的中国科技事业来到了五通桥，陪同他一起去的是乐山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他们坐小船去了道士观，上岸后即到永利川厂参观了各个正在忙碌生产的工厂。这天，李约瑟一行边走边看边拍照，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他们兴致不减，撑着伞继续参观，其间石声汉突发奇想，戏称是“雨中蘑菇人”。后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了这段愉快的经历。这时的永利正在建设最为关键的时期，“侯氏碱法”即将告成，“新塘沽”复兴在望，而李约瑟看到的永利，正是在艰苦环境中冒出的希望的蘑菇。
侯氏制碱试验
租用民屋，黄海社设在四望关
永利迁到五通桥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一起迁到了这里。
“黄海”是什么？范旭东说“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故名“黄海”。“黄海”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民族复兴理想下的学术自由和科学追求。
在20世纪初，我国所需要的纯碱全靠进口，为改变这一状况，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在兴办精盐公司的基础上，于1917 年在塘沽创办了永利制碱公司。制碱在当时是高级化学工业，为打破欧美国家的技术封锁，范旭东专门成立了久大精盐公司化验室，“民国九年，特于工厂左近辟地数亩，营造现在之化学工业研究室，并附设图书馆，选择购各国专门书籍杂志以供参考，综计所费不下十万元之巨。”虽然规模略备，但研究室仍然是工厂的附设物，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所以范旭东决定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名为“黄海”的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宗旨在于“于国内化学工业中心地之塘沽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仿欧美先进诸国之成规作有系统之研究，于本地则为工业学术之枢纽，并为国内树工业学术。”
192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塘沽正式成立，范旭东把开滦煤矿的总化学师孙学悟博士请来当社长；1932年，黄海社重定章程，扩大组织，延聘社外专家，成立董事会，永利每年还给予黄海社委托研究费四万元，“基础愈益巩固”。当时的黄海社借鉴了美国的梅隆研究所模式，办社基金靠私人募捐，其研究课题也是非营利性的，这是工业研究奖助基金制度在中国的开端。
但是，黄海社正要进入黄金时期时，却因战争的来临打断了其发展的步伐。“七七国难，塘沽社址沦陷敌手，图书、仪器丧失殆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被日本人强占，成为了日军运输司令部，所有研究人员被迫迁至五通桥，“西入夔门，一切重新缔造，艰苦备尝”。
西迁的黄海社设在五通桥四望关，这是一个临时租用的民屋，“稍加修葺，先行恢复”。后来又购置了一个地主的院子，这才算重新有了家，但比在天津时的条件差得很远，过去是一幢漂亮的小洋楼，被日本人占领后当作运输司令部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五通桥的办公地正是笔者童年时经常去玩耍的地方，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里面，可惜在2000年左右被拆了。后来我到北京拜访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他曾经就在这小院里待了4年，并在此有过一段刻苦铭心的恋爱经历。当天，方成先生把当年在这里画的一幅素描给我翻拍，这应该是黄海在五通桥时期极为稀缺的影像资料了。
黄海菌学楼
以期岁月，一切成果归之国家
到五通桥后，黄海社社长仍是孙学悟（1888-1971，山东威海人），他是宋子文在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中国基础化学的奠基人，曾经当过开滦煤矿总化学师，后被范旭东请到永利，但他的薪水不足开滦的一半，是范旭东的精神打动了他。副社长是张承隆博士，早年当过北京大学地质系讲师，是中国早期耐火、耐酸材料方面的专家。黄海社下面有三个研究室：菌学室、有机室、分析室。菌学室主任是方心芳，有机室主任是魏文德，分析室主任是赵博泉，这些人都是当时在化学领域中非常优秀的人才。这时的黄海社的规模已不如在天津时大，每个室下只有几个研究人员，而研究人员也不是都坐在工作室里，日常留守的的工作人员只有十多个人，更多的研究人员都去了生产一线。
黄海社虽是民营研究机构，但在上世纪40年代，它几乎就是中国化工研究的先锋。黄海社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哪怕是在百不如意的境况下，他们都不会放弃科学研究，而是不断寻找新的使命，“华西化工急待开发，学术研究尤应重视，以本社之夙愿，不当因播迁而稍存观望，故特在五通桥购地建屋，以冀树立华西化工学术研究之重心。”正是黄海社有如此的抱负，才在最为艰苦的环境下为中国的化工业留下了一批堪称栋梁的人才。
范旭东曾说：“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地自己去干，以期岁月，果能有些成果，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否则也唯力是视，决不气馁。”后来周恩来总理称“黄海”是“技术篓子”是有道理的。195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就是以这个“技术篓子”作为班底，“任孙学悟先生为该所所长，张承隆先生（黄海社副社长）为副所长，所有人员待遇照旧”（1952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同意黄海社改为本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函》）。
范旭东居住过的小楼
凿办深井，力证五通桥盐储量
黄海社进入抗战时期后，特别是处在西南大后方，他们的研究方针作了相应的调整，也更加务实。“决定研究方针，尤其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殊非易事，然追根溯源，以为最重要者，仍应在国计民生上寻求”。1939年，在孙学悟主持下，再度修改了黄海社章，决议以协助化工建设为宗旨，从事西南资源的调查、分析与研究，并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重新安排了重点科研领域及课题。
黄海同永利是孪生的关系，所以对永利的技术支持也份内之务，在五通桥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成果是协助永利勘查深井。凿办深井是五通桥盐业的一块心病，因为过去这一地区的井都比较浅，打出的盐卤浓度不如自流井，熬出的盐成本高，在运销中优势尽失，这是咸同年间被自流井超越的真正原因。到民国初期，五通桥凿办深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厂人如欲维持久远，非从开办深井减轻成本不为功，且稽核总所常常以物美价廉破岸均税为标题，注重大厂消减小厂，以减少开支增加收入为目的。数年后破岸均税之法如果实行，而犍岸深井又未成功，眼见盐业消亡，劳工星散，影响犍人生计实非浅鲜，是有望于盐业者及早为之所焉。”
永利、黄海来了后开始寻找深井，1942年9月11日永利的第一口深井在五通桥杨柳湾朝峨寺开凿成功，陈歆文、周嘉华在《永利与黄海》中写道：
“那浓厚的黑卤和火焰猛烈的瓦斯，象征着未来中国化工的光明，实为抗战以来中国化工界、地质界的一大成就。井的深度不仅远远超过当地和自流井已有的盐井，而且超过了甘肃玉门油矿深井，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口深井，它为五通桥地区的盐有丰富的储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其实，除了重大项目的研究开发外，黄海社最深入的是在菌学方面，也是成果最多的。黄海社先后开展了糖蜜、饴糖、茶叶、白菜和豆腐等发酵制柠檬酸、丙酮、丁醇、砖茶、泡菜、豆腐乳等的研究，现在五通桥人至今受用。德昌源的豆腐乳多年来饮誉巴蜀内外，是四川有名的美食品牌，老百姓对之很熟悉。但就是这块小小的豆腐乳，跟黄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对它的化学成分的研究就来自“黄海”，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当时，在方心芳、肖永谰等生物化学专家的精心研究下，他们将在“德昌源”豆腐乳中发现的毛霉命名为“中国五通桥毛霉”，并成为了教学和科研的标准发酵霉。实际上，这正是黄海社的研究落地生根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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