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掉一个如是书院不难。难的是,别让下一个冒出来。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8月16日,浙江新昌通报:如是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已被关停;赖某明等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
8月5日,南方都市报刊发调查报道《传销头目出狱后开办国学书院,家长被洗脑称孩子挨打才有效果》,当地当天成立联合调查组。8月6日,大象新闻发表评论《传销犯变“国学大师”,如是书院的戒尺打醒了谁?》。8月7日,赖某明等三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从媒体曝光到抓人,只用了两天。
但从赖某明租下七盘仙谷306亩地、挂出“书院”牌子,到被关停,用了整整十年。
曾经的杨永信倒了,曾经的豫章书院倒了。如今的赖某明被抓,如是书院也倒了。每一次倒掉一个,都以为结束了。每一次,都有下一个“书院”冒出来。
同一个剧本,在不同地方上演。
赖某明的套路不新鲜:出狱后改名,注册“文化传播”公司,披上国学外衣,封闭式管理,暴力管教,家长掏钱送人。豫章书院的吴军豹这么干过,不少“戒网瘾”机构也这么干过。
306亩地,相当于28个标准足球场。6家公司正规注册,跨省巡回授课。这不是躲在地下室里偷偷摸摸的勾当。这么大的摊子,光明正大地活了十年。
通报说“监管缺位”。确实缺位了。
一个人租下几百亩山林、注册6家公司、长期对未成年人封闭式管教、没收手机、限制自由、殴打体罚——干了十年,没有一个部门觉得不对劲。
更荒诞的是,8月7日赖某明已被刑拘,书院工作人员还在家长群里要求“不传阅、不转发、不评论”,然后解散群聊。人都被抓了,那套精神控制的话术还在自动运转。
3人被刑拘是起点,不是终点。
更该反思的,是那些年被按下的报警。23岁的文雪被关12小时后报警,民警说“法律上你有道理,情理上父母有道理”,深夜把她留在书院,她最后翻墙才逃出来。丹丹被当众殴打后报案,警方已出具拘留文书,最后却因她母亲的一纸谅解书撤案——理由是丹丹“患过抑郁症”。
一个成年女性,自己挨了打、自己报的警。她母亲不是被害人,凭什么替她撤案?
当年把非法拘禁当“家务事”、把受害人陈述当“病人胡话”的每一次出警、每一份笔录,是否应该有人负责?
“戒尺经济”能反复死灰复燃,靠两根支柱。
一根是监管真空。注册成“文化传播”“教育咨询”公司,不叫“学校”就绕开办学许可,不叫“矫治”就规避行业审批。教育部门说它不是学校,市场监管部门说超范围经营难认定,公安部门说“家务事”不便介入。三头不管,中间就是盲区。
赖某明有传销前科,这不妨碍他出狱后注册公司、重新创业。法律保护一个人重新开始的权利。但重新开始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6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没有一项包含办学或心理矫治,而他实际干的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封闭式教育矫治。问题不在他的过去,而在监管只看执照不看场地、只看名称不看业务,让一家“文化咨询”公司在眼皮底下打了十年人。
另一根支柱是家长焦虑。孩子厌学、沉迷手机、叛逆,家长没耐心沟通,急于找个“能管住”的方案。12万学费一交,监护权一“外包”,换回一个表面“乖顺”的孩子。有家长甚至说“如平两巴掌就把孩子打醒了”。
把抑郁的孩子骗进深山,把叛逆的女儿交给陌生人的戒尺,看着别人扇自己孩子耳光还说“打得对”——这不是教育,是逃避。把自己教育孩子的责任“外包”给他人,是父母最大的逃避。
2025年2月,国办印发《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条白纸黑字: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以夏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六部门已启动清理整治。
重庆赋苗教育“戒网瘾”事件,曾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据上游新闻报道,重庆市成立工作专班,排查出19个区县的41家违规机构,全部关停。一个直辖市就藏了41家。全国呢?
法规不会自己长腿去巡查,禁令不会自己开口去执法。从纸面到地面,隔着的是执行力和问责制。“监管缺位”不应该是事后推脱责任的借口——谁该管没管?谁看了没看见?谁看见了不处理?必须追责到人,不能再用“深刻汲取教训”一笔带过。
“举一反三”说了多少年了?反出来的“三”在哪?
别再等下一篇报道来拯救下一批孩子。
除去“戒尺经济”的两根支柱,才能杜绝下一个“如是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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