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古籍专家王小红：蜀道是珍贵的文化宝库 发掘保护研究空间巨大｜寻路蜀道

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古道、石刻、关隘、遗址……在蜀道上，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被人忽视。不仅如此，提及“蜀道文化”这一关键词，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

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古籍专家、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红认为，蜀道是一种线性文化遗产，联系了诸多的点（如铺驿、关塞、城镇），产生了多方面的文化功能，同时又向更广阔的蜀道沿线区域发生文化辐射和文化拓展效应。因此，蜀道本身和蜀道文化遗产，都是珍贵的文化宝库，发掘、保护、研究空间巨大。

四川大学古籍专家王小红（受访者供图）

蜀道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如何对蜀道文化进行挖掘、利用和转化？12月8日，由四川大学、巴中市南江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米仓古道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王小红发表了《蜀道文化价值综论》主题演讲，分享了她的研究成果。

“蜀道，顾名思义，指的是进出四川的道路，它的内涵十分丰厚。”王小红认为，要谈蜀道文化，首先要弄清楚蜀道是什么。其次，蜀道、蜀道的历史书写是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的起源不能混为一谈，且与今天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古蜀道有着密切关系。她认为，从蜀道的历史书写来看，历史时期的蜀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现代学者多将其分为广、狭二义。

广义的蜀道，主要考虑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在空间上，它是指各个方向进出四川及四川内部的道路；在时间上，它是指从古代延伸到当代的所有与“蜀”有关的道路。

狭义的蜀道，有明确的时空界限，它是指秦汉至明清时期连接关中与成都平原、穿越秦岭和大巴山的一系列川陕道路的统称，起于陕西西安，终于四川成都。

米仓道上出土的汉代铜釜（曾业 摄）

“蜀道，要历史地看、系统地看。蜀道起源久远，所以，对‘最早’形成的时代表述要慎重。”王小红分析称，生活在巴蜀大地的人，有早至距今约201万年至204万年的重庆“巫山人”，也有距今约3万年的“资阳人”，而更多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反映出这一地区上古文明的源远流长。

成都平原一系列宝墩文化遗址，表明在宝墩文化形成过程中，至少有三个方向的人群汇聚：本地土著居民、西北方向仰韶晚期或马家窑时期南下的人群、顺江而上的长江中下游人群。“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很早就开凿了或长或短的一条条道路，是蜀道早期的起源。‘最早’到底是多早？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王小红认为，历史时期，蜀道是全国道路网络（或道路交通系统）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道路网络，而不是一条或几条道路。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08年10月4日在加拿大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以及行业内的相关研究，王小红对“蜀道文化”进行了这样的定义：蜀道沿线地区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

王小红解释，“蜀道文化”代表历史时期蜀中与其他地区之间人们的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蜀道文化是蜀道经过地区的区域文化，是蜀道沿线地区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既具有中华文化特质又有明显个性特征的区域文化。

让四川巴中不少本土学者自豪的是，在远古时代的巴国，巴中，是巴国版图的中心。

王小红介绍，专家们从古代典籍中发现，在人类出现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古代巴人的足迹可以上溯到传说中“三皇”之一的人皇，又与中原华夏民族祖先的传说密切相关。但巴国究竟建于何时，没有准确的文献记载。郭沫若说：“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

王小红调研发现，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巴人很早就生活在大巴山一带，他们作战勇猛、能歌善舞。殷周以来，巴国始终与战争相伴，不是在打别国就是在被别国打，甚至沦为更大国家的“战场”。而公元前316年，巴最后一次被蜀攻打，巴求救于秦，秦顺势灭掉了巴和蜀——这些有关中国古代战争的书写，也让我们看到，蜀道很早就已经四通八达了。其中，作为古代蜀道重要的组成部分，米仓道系由历代先民穿行、翻越米仓山脉的多个谷、岭而形成的交通网络，在汉代甚至更早已见诸历史书写，其具体走向则在唐代有明确记载。

为了探寻历史，12月7日至9日，在“米仓古道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期间，王小红与数十位专家学者一起，深入巴中多地考察米仓道上的历史遗迹，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南江县境内。皇柏林、太子洞、接龙桥、琉璃关以及众多的石刻碑记，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蜀道文化。

南江米仓古道蒲涧太子洞石刻遗址（曾业 摄）

米仓道上“太子洞”内的石刻遗迹（曾业 摄）

王小红注意到，与著名的金牛道相比，米仓道名气似乎要小得多。尽管如此，米仓道在宋以前曾十分兴盛。沿线地区距离当时的中国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不远，建置了较多州、郡、县，这些州、郡、 县治所的主要近捷通道便是米仓道。米仓道的重要路线、路段，长期是官道或官民共用之道。宋以后，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变迁，以及米仓道的部分功能被金牛道所取代，米仓道的地位有所下降。时至今日，其关注度和文旅开发程度也不太高。或许正因如此，米仓道的众多遗迹遗址得以完整保护下来。例如，据史料不完全统计，从商末周初到南宋末年，米仓道上发生的战争，比较重要的有20多次，在米仓道上留下关隘14处、城堡13处、古寨6处、石刻18处、驿站21个、碑刻4处。

米仓道上出土的部分宋代商品（曾业 摄）

“同样作为线性文化遗产，蜀道的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京杭大运河，其发掘、保护、研究的空间巨大。”王小红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蜀道历经沧桑，时有兴衰，而今不少路段依然郁郁葱葱，自然生态良好，是中国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历代政客商贾、文人兵卒、平民百姓行进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经史典籍、诗文歌赋和民间传说，产生了丰富的城池、古寨、寺庙、铺驿、关隘、桥梁、石刻等人文景观，让蜀道成为内涵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蜀道的文化价值，至少有七个方面。”王小红分析说，其一，蜀道沿线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国语》《史记》《华阳国志》等史籍史料都有相关记载印证。第二，蜀道传承了生态文明思想和行道树传统，保护生态平衡和“列树以表道”的传统古已有之，南江县境内的皇柏林、广元金牛道上的翠云廊都是实证。第三，蜀道地区是王业之基和军事要地，有了蜀道，巴蜀（包括汉中）在历史上常常成为统治者的“王业之基”；蜀道上多条栈道、河流以及险关要塞，在历史时期的战争中曾多次被兵家所利用。第四，蜀道是古代陆上交通的活化石，尤其是在峭岩陡壁上开辟古栈道，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大发明。第五，蜀道是人口迁移的通道，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入蜀与出蜀的人口迁移活动。第六，蜀道是联系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的经济走廊，在立国安邦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米仓道两旁郁郁葱葱的“皇柏林”（曾业 摄）

此外，蜀道还是多彩的文化走廊。自古以来关于蜀道的颂赋、诗歌、游记、石刻连绵不断。沿途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保存了自汉魏至明清近两千年间的书法实物，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另外，这里还有大量的石窟造像、石刻雕塑、建筑壁画等珍贵的艺术品；一路上古城古镇遍布，成为当今蜀道沿线重要的人文景观，颇具文化和旅游价值。

米仓古道旁的巴中南龛石窟（曾业 摄）

王小红认为，蜀道文化遗产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的至今仍有实物留存的交通遗存、文化遗址等；另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与蜀道相关或因蜀道而形成的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学、历史、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技术等文献，以及蜀道修筑、蜀道运行管理方面的规范制度等。

“挖掘蜀道文化，要根据蜀道文化遗产（即蜀道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来进行。”王小红说，蜀道本身和蜀道文化遗产，都是被传承守护至今的珍贵文化宝库，是蜀道文化的重要的内容，也是了解蜀道和蜀道沿线地区历史文化的基础，须因地制宜，合理转化，科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