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庞惊涛：登机牌书签

文/庞惊涛

翻阅旧书，常有意外收获：偶然夹藏的一张特别的书签，那是我某年某月某日，从某个城市飞向某个城市的登机牌，在完成身份认证和座位指定的使命后，被我留下来，充当读书的向导与思想的招引。

这样的习惯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养成的。也因此，第一张登机牌书签形成于何年何月何日的哪一次旅行，实在是无法考证了。但随着书签的增多，它们便帮助我循着时间之线，串连起一段又一段旅行。那些旅行中遇到的人，经历的事，看到的风景，都在登机牌上，画面一般重新闪回。对不喜记旅行日记的我，这些意外发现的登机牌，便成了一个极有效的记忆提醒器。

2004年，我以记者身份随团采访，见证成都与泰国乌汶府缔结友好城市的一段美好过程。其时，海岩编剧的电视剧《玉观音》大热，带动了他的小说热销。在机场，买了一本他的新作《河流如血》，入座后即读，便再也停不下来。

成都飞曼谷再从曼谷转机乌汶府的5个多小时里，这本《河流如血》就一气读完，那张从成都到曼谷的52A登机牌，一直被我随意地放到了书中，成了旅行阅读的重要见证。

这大约是我目前有“案”可循的最早的登机牌书签。

最近一次，是2021年4月2日，参加完北京图书订货会，从北京返回成都的航班上，夹在书中的成都到北京的57J座位号的登机牌书签，放在葛亮的新书《瓦猫》里。红色硬精装的封面，宽过一半的白色腰封，红白相间之间，是“大阔嘴、旗杆尾，钟馗脸，棉花肠”的瓦猫图像，这样的设计和这样的作者是很容易招引我阅读的。因此，在双流机场候机时看到，就毫不犹豫地买下并开始阅读。成都飞北京的这张登机牌，成了临时书签。

一本书往返都看，自然容易一书两签，不必计较是“往”重要还是“返”重要，“往返”的登机牌书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旅途，也是阅读一本书从开始到结束的仪式感存在。可是，这一次的旅行阅读，北京返成都的登机牌去哪儿了呢？

按习惯，我会将它夹在返程继续阅读的《瓦猫》里。当夜候机时，临时买了一些果脯。因担心将往返的登机牌都夹在书中容易搞混，临时把返回的登机牌放在装果脯的提袋里。登机时，固执地以为登机牌就放在《瓦猫》里，结果翻来翻去，只有成都往北京的登机牌。地勤人员倒是急人所急，用身份证帮我登记确认了座位号，很巧合的，又是临窗的52A。

放下行李，才发现临窗的52A被一位老大爷坐了。提醒他让我，他却说他就是那个位置，并让我拿出登机牌对证。我失了登机牌，自是因拿不出而“心虚”，本拟让空乘帮着协调，想了想，还是罢了，让他坐临窗又何妨，我反正坐哪里不都是看书吗？

返程的近3个小时，除了偶尔闭目养神，我都在看《瓦猫》。这一段匠人的历史，在情节动人外，确乎比早年读的《河流如血》在思想性上深刻了许多。“往”北京的57J登机牌书签，便跟着我从189页，次第“前行”到220页、260页、280页……登机牌书签在书中夹住又换走的过程，被临座的老大爷悉数看在眼里。不看窗外的云海以及起降时的大地风景的其他时间段里，他都沉默地看着我，不作一声。

临下机，老大爷叫住了我：“小伙子，我是第一次坐飞机，想看看窗外的风景，谢谢你让位置给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客气，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52B的登机牌递给我：“这个，你可能用得着。”

我犹豫了一下，笑了笑，接过来，看到了52B登机牌上他的名字，突然有些感动，他让我想起至今还未坐过飞机的父亲。我把52B登机牌，放到了返程初读的189页，它提醒我，那既是《瓦猫》故事的开始之处，也是认识这个“霸占”着我的位置不换的大爷的开始。我们大概率是不会再见面了，但52B登机牌，会一直放在《瓦猫》这本书里，成为其中的一个书签。

回到家，我在装果脯的提袋里看到了52A登机牌，我把它放在了这本书的最后一页。这样，这本书里，就夹了3张登机牌书签：一张从成都到北京的57J，在《瓦猫》的第一页；一张从北京返回成都的52A，在《瓦猫》的最后一页。

此外，还有一张，就是“霸占”我位置的老大爷的52B，夹在《瓦猫》的第189页。它像一个我私人旅行阅读史的闯入者，提醒我阅书阅世中，那些看似无理实则可以有情友善的美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