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邻里情，复旦管院发布《封控中的社区互助行为分析》报告

封面新闻记者 孟梅 易弋力

6月6日，复旦管院研究团队发布《疫情中的邻里情——封控中的社区互助行为分析》研究报告。报告结论表明，随着小区因出现新冠感染者而被封控时，受访者提供邻里援助的形式与总量都会增加，也期待获得更多的帮助。但当同一楼层或者家中有阳性感染者时，邻里援助行为明显减弱，呈现“明哲保身”的倾向。

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胡建强教授介绍，“早在两年前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团队就在做和疫情相关的学术研究。今年三月底，针对上海疫情又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希望研究成果能协助相关部门政策的制定。科学研究的背后，是我们管理学者的一份社会责任感。我们将调研报告取名为‘疫情中的邻里情’，是因为无论从客观数据，还是调研细节上，我们都发现，更多的人们愿意向陌生的邻居伸出援手，互帮互助。客观真实的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积极向上的行动力量，看到守望相助的人性之光。”

总计有8,557位受访者深度参与了此次调研。调研首先定义了5种亲社会的互助行为，并由远及近明确了以下5种空间距离关系：a)本小区内没有出现阳性感染者；b)本小区内有、但所在楼栋没有阳性感染者；c)所在楼栋有、但所在楼层没有阳性感染者；d)所在楼层有、但自己家没有阳性感染者；e)自己家里有阳性感染者。得出的结论是：当空间距离为a、b、c时，阳性感染者越接近受访者，人们提供社区互助的形式与总量也越多；而当空间距离为d、e时，人们提供的社区互助行为总量明显降低，这似乎表明“明哲保身”的倾向开始增加了。这个结论貌似出乎意料，细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胡建强解释称，疫情封控中的社会互助，是一个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中，当个人力量无法抵抗来自大自然的危险时，人类总是会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共度难关。然而，如果“抱团”本身也有危险时，人们的选择就是一场人性的测验。这个问题属于社会心理学中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研究范畴。

除了空间距离因素，受访者提供的社区互助行为以及对于他人贡献的期望也会受到诸如所处城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女性的社区互助行为总分中位数高于男性；对于期望他人贡献总分，女性同样高于男性。 40-49周岁年龄段的人群提供社区互助总分的中位数最高，说明该年龄段是提供社区互助的最活跃人群。具有硕士学位的人群展现了最高的社区互助积极性，而在博士研究生水平则略有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