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宝墩先民“共享”一片余晖 站长唐淼的“双面人生”｜考古队长③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海报 王思祺

四月末，暮春时节。宝墩遗址工作站的生菜脆嫩，小麦青黄。来参观宝墩遗址的游客们路过小麦田的时候，总会有人用手掰下两粒尝尝，好奇着这片古老土地的味道。带领他们参观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今年，是这位“85后”考古队长在宝墩遗址工作的第10个年头。

唐淼

宝墩遗址，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城址。1995年，它初次露面。宝墩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成都平原4500年前的一缕文明的曙光，找到了解读三星堆由何而来的钥匙，将成都平原人类活动历史向前推进800年。成都平原由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之一。

经过1995年试掘，考古工作者推测宝墩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1996年发掘后，确认其面积60万平方米。2009年，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宝墩遗址重启发掘工作，确认其面积为276万平方米，堪称“长江上游第一城”。此次发掘一直持续到2023年。2015年，唐淼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

唐淼在宝墩遗址发掘现场

当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探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变迁、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出现以及三星堆文化形成等问题。再宏大的课题，分解到每一天的工作中，都是基础而琐碎的。所以，唐淼分配到的活儿就是：拼对高山古城遗址出土陶片。

陶器，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古资料门类。因为易碎，所以成为了更新换代最快的遗物类型，也成为了后人观察先民生活变化的首选。“当时，刚好赶上一个发掘年度的结束，正在做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我就跟着周志清老师他们做高山古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整理、拼对工作。”这个拼对工作，前后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之前在学校，学习的主要是田野考古的工作流程，所以用三个月来拼对陶片的工作，对唐淼来说过于“具体”了。“刚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陶片要拼对三个月。”破碎的陶片通过拼对，找到自己的位置。4000多年前的陶器被复原，宝墩文化面貌愈加清晰。在重复的工作中，唐淼逐渐享受起这个过程：“我感觉自己通过陶片，把远古串联了起来，豁然开朗。”

找到“位置”的，不仅仅是陶片，还有唐淼。

考古发掘工作照

回想这一段经历，唐淼说自己是从一个懵懂的学生状态，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状态。某一天，唐淼依旧蹲在地上拼着陶片。时任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的何锟宇老师突然问到：“唐淼，你整理完这个又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唐淼回忆道，“何锟宇老师就跟我说，要不你跟我去宝墩吧。”当时的唐淼不知道，这句话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思考了三秒，唐淼说：“好。”

就这样，唐淼来到宝墩遗址工作站，于2015年下半年深度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中。

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宝墩遗址的外城。2012年，相关钻探工作结束。那之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选择一个典型的聚落，以其为代表，探索成都平原最早的聚落和社会形态。相关重点发掘工作从2013年开始。因此，唐淼正式到宝墩遗址工作站工作时，正好是赶上重点发掘的第三年。“当时，前辈们已经建立起宝墩文化的基本序列，但是对古城中的功能分区、结构并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跟着前辈们，一起探索更精细的聚落结构。”

每日都在宝墩遗址的土地上工作，唐淼不禁会想象，这里的先民是如何生活的。站在顶部宽20多米，现存高度6米的城墙上，他会疑惑，没有铁质工具的4500年前，仅靠木质和石质的工具，如何修葺这样高大的城墙。下工的时候，夕阳斜照在发掘区，唐淼又会想，是不是宝墩先民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后，也会躺下来，享受余晖洒在身上。又或是在整理陶片的，意外发现的指纹，都会让他产生与宝墩先民跨越时空对话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提醒着我，我是考古一线的发掘人员，我的态度决定了这批文物呈现的状态。如果我更积极、更全面地整理，那么呈现出来的宝墩文化就会更丰满。”每一次的触动，都是来自4500年前的一种激励。

宝墩遗址工作站远景

2015年至2017年，唐淼跟着何锟宇老师一直在宝墩遗址工作。“当时基本就是何锟宇老师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按部就班，跟在学校里一样。”2017年的一天，何锟宇老师突然告诉唐淼，自己要去贵州招果洞遗址发掘了，还开玩笑地说“宝墩交给你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就交给我了？！”起初，唐淼以为老师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但招果洞遗址一发掘就是5年，还获得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虽然何锟宇老师还在继续指导宝墩遗址工作的大事，但实际的工作，切实落在了唐淼身上。与这座又大、又古老的城址相比，唐淼太小、太年轻。那时，他只能“被动”地去思考，宝墩遗址的下一步发掘工作该怎么做。

“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把自己的角色，从工作人员转变到真正的大遗址考古领队上来。”今年挖什么、明年怎么挖、5年的工作计划……这些内容让唐淼走了出去，去良渚遗址、去石家河遗址、去屈家岭遗址，学习、研究这些大遗址的规划和发掘工作，再系统地梳理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的考古发现，制订合适的发掘计划和研究方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变成了主动、积极推进工作的人。

2018年，唐淼正式成为宝墩遗址工作站副站长。2021年，他正式任职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

考古发掘工作照

“每一次的发现都是一次填补。”唐淼解释道，因为宝墩遗址作为成都平原考古研究的“桥头堡”位置，每次的发掘都是极有意义的。在唐淼参与工作的期间，宝墩遗址工作站的考古工作者们复原出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村落形态，明确了墓葬形态的变化，并且通过浮选，首次发现了碳化稻谷，发现了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水稻田。“我很幸运，前辈们搭建起了宝墩文化的框架，我们得以填补细节，让历史更加具体。”唐淼讲到。

唐淼喜欢考古。因为考古不是“单纯的重复性工作”，每一次的发掘、阐释，都是全新的，它是“探索性的工作，会推着人往前走”。同时，唐淼还喜欢考古的反差感，考古人可以在田野里发掘，也可以在实验室做精细化工作或者在书桌前研究探索，还能在公众面前进行阐释。“看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人，也是国家重大课题的推进人。我喜欢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唐淼说。

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建立，让唐淼有了一个机会，参与《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览的策展工作。

唐淼在《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览现场讲解

宝墩遗址从1995年开始发掘，直到宝墩文化其他7座古城和百余处中小型聚落被发现，已经累积了太多的信息和资料。宝墩文化需要一个展示、传播的平台。为了适应这个需要，为了让文物“活”起来，也为了宝墩遗址所在地新津区的文旅发展，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开始重新筹备。当时，在宝墩工作时间较长的唐淼就接下了策展的工作。

在唐淼看来，《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策展工作与其他展览不同的是，传统的策展可以等到考古报告整理成为论文后，再将其变为科普信息。策展人员可以对科普信息进行再创作，将其转化成为展览内容。但彼时，宝墩遗址的考古材料并未完全转化为成熟的考古报告，考古材料需要跨过中间的步骤，直接转换成为展览内容。“如何将晦涩的考古材料，转换为浅显易懂的展览，是当时最大的难题。”唐淼将自己的身份，从一位考古研究者转变为一位普通的观众，思考自己想看什么、能如何看懂。

“我们这一次策展的理念在于呈现考古成果的同时，附带考古的逻辑思维。一方面呈现考古成果，一方面呈现考古的思维，公众就能更好地理解考古人是如何通过点滴的信息，进行推理论证的。”例如，为了更好地呈现宝墩古城形成、兴盛、衰落的过程，唐淼将其梳理成为了5个阶段，用5段不同的动画来体现定居、修筑内城、人口扩张、修筑外城、洪水袭击的经过。但同时，他也会在讲解的时候，严谨地提到两次，“洪水袭击”仅是一个意象，并非一场洪水就能让宝墩先民放弃这座精心修筑的古城。

宝墩遗址中的一处城墙（局部）摄影：刘可欣

通过策展，唐淼也意识到，考古工作时采集、记录的信息越多，展览的呈现就越加生动、丰富。这让他重新审视考古工作，试图弥补以往工作中未涉及的空白区域：“这是策展工作对考古工作的一个反哺。也是给我一个机会，在此重新梳理宝墩文化的机会。”

遗址一旦开始发掘，就无法再恢复到原状。不小心遗漏的信息，很难再次找回。而每一条线索，都可能是解读文明的关键。除了考古工作者自身的敏感度，科技的加入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遗憾。唐淼介绍，为了适应考古工作精细化、科学化、多学科化的建设，宝墩遗址工作站还会使用到延时摄影、三维化信息采集、多角度三维建模、过程化航拍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全面地保存考古资料，以便回看和发表资料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发现的可能。

除了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还有一个身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传陈列部主任。有一次，他笑着说自己是“不务正业的考古人”。目前，成都考古中心的基本陈列展《考古·成都》，以及正在展出的“金石为开——成凉合作二十周年考古成果展”，都由他策展。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备受好评的社教活动，也由唐淼所在的部门负责。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需要了解考古，以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考古工作也需要被理解，“当全民都树立起文物保护的概念，更多的文化古迹才有机会保存下来”。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唐淼与参与成都考古社教行的大众合影（一排左六）

循着这样的概念，自2019年起，成都考古中心便开始探索“考古+社教”的创新模式，打造出了“成都考古社教行特别版”。2023年，在考古人的带领下，共开展了8场社教行活动。公众在祝国寺村遗址、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彭家湾崖墓现场、鱼凫古城遗址4个考古现场，走近历史，也走近考古。

而每当群里的反馈消息传来，唐淼看着这些成百甚至上千字的感想，都会觉得公众考古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并不是“无谓的尝试”。或许，这些考古的种子，能够像宝墩遗址中的蒲公英一样，飞得更远，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反哺到考古工作中来。

工作中的唐淼

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于2023年暂停。唐淼说，停止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从2009年到2023年，宝墩遗址又发掘了14个年头。对考古人来说，更重要的事情还没完成，就是考古报告的撰写。”现在的唐淼，得从面对公众的视角转换回专业领域，重新梳理14年的考古发掘，科学、客观地撰写考古报告。“考古报告出版后，才能让更多的研究者，有资料可以来研究我们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从专业领域推动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的研究和认知。”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能有更多人关注宝墩，是唐淼的期待。

图据受访者

（卢嗣晨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