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往事｜三星堆与“东方维纳斯 ”(三)

林名均（左1）与葛维汉（右1）在三星堆发掘现场（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戚亚男提供）

谭楷

2007年，我曾全程陪同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古蜀寻宗》。当飞行器在三星堆上空盘旋数周之后，摄像师为同事们展现航拍资料时，都感叹说：我们太低估古蜀人的智慧与魄力了！

那以北面的鸭子河为屏障，东、西、南三面横跨马牧河的“土坡”，分明是一座古城的城墙。古城由一个外城和内城组成，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完全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大都邑。这是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历史的古蜀文化遗址，它将古蜀文明向前推了1500年，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这个源头，还是广汉农民燕保青两锄头挖出来的。

“广汉古玉”

真真假假涌向巿场

1929年春天，农民燕道诚带领家人，打算挖个水凼凼安放水车，儿子燕保青挥锄挖土，没料到碰到很坚硬的东西，随着“当”的一声响，震得虎口发麻，泥浆溅了一脸。他再次挥锄，又是“当”的一声。燕道诚惊讶地问：“泥巴里有啥子东西？”父子俩扒开泥水，看见一块白色的石盘，直径约一尺半，再搬开石盘，舀净泥水，一坑玉器“出浴”，闪着滢滢绿光，让燕氏父子目瞪口呆。

当天夜里，燕道诚全家动手，将400多件玉器搬运回家，藏匿起来。不料，燕氏父子先后患病，自认是挖掘宝藏惊动了神灵，决定“折财免灾”，将玉器分赠亲友，还将一只玉琮送给了广汉驻军、混成旅二团的团长陶凯。陶团长觉得是件宝物，请古董商进行鉴定，古董商一见，拍案惊呼，这是无价之宝！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也购买了4件玉器，并写作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于是，古董商贩纷至沓来，真真假假的“广汉古玉”涌向巿场，一些百姓也在自己的田畴中胡掘乱挖，恨得不将广汉的地皮揭掉几层。

得到批准

葛维汉决定来年春发掘

维汉（易遵谅收藏，戚亚男提供）

1931年，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购买了几件玉器，方才明白，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银财宝”。他去了一趟成都，到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请教了戴谦和馆长。经戴谦和鉴定，至少是距今3500年前的商周时期的祭祀器物。

1933年冬天，博物馆馆长已是葛维汉。在董宜笃的斡旋下，葛维汉获得了广汉县政府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省教育厅的发掘护照。葛维汉请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的林名均与之同行，并先期作了地形地貌调查，决定来年开春开始发掘。

林名均是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学的是中文，国学底蕴深厚，查典籍，翻史志，是葛维汉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勤奋好学，在与葛维汉合作的十年间，齐心协力，大大推动了博物馆的建设。

1934年3月1日，考古队来到燕道诚家，才发现有数十人已经抢先“开挖”，说是县长罗雨苍下的命令。

葛维汉见状，立即面见罗县长，耐心说明，考古发掘有一套科学方法，这样你一锄头我一锄头开挖，破坏性很大。罗县长立即下令停止乱挖。

土匪猖獗

80名荷枪实弹官兵驻扎现场

熟知国情的林名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为避免“洋人跑到我们中国来抢宝藏”的流言，并引发事端，这次发掘，还是由罗县长亲自主持，葛维汉作技术指导。

罗县长深知，本县土匪猖獗，“绑肥猪”的事经常发生。四十里外有座寨子山，是个土匪窝子，若是土匪嗅到了发财的机会，不顾命地杀到发掘现场夺宝，岂不要坏了大事？于是，立即联系陶团长，说明原委。陶团长一声令下，派了80名荷枪实弹的官兵驻扎现场，保障发掘工作顺利进行。

1934年3月16日，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鸭子河春水盈岸，河滩上禽鸣莺飞，野花疯长。令罗县长和燕道诚的邻里们大开眼界的是，葛维汉一行，先测绘地形地貌，定下座标体系，反复推敲，才确定了发掘的位置。

葛维汉说：“所谓‘考古发掘’，就是打“探方。”罗县长似懂非懂：“哦，哦，打探方？”一会儿，竟然挖出一个方形“田坎”。“田坎”之内，一层又一层地平行剥开。“田坎”一侧就出现不同色泽的沉积剖面。

葛维汉向罗县长解释说，我们脚下的土地，像是一本合上的书，一层层的沉积物就是它的“页码”，每一层的沉积物，都是数百年沧桑形成的。从每一层的所挖到的物件，可以估计它的年代。比如，这个表层，是清代的沉积物，下面一层一层，就是大明和元朝的沉积物了，越是往下发掘，离我们的年份越是久远。

罗县长不禁叹道：“有道理，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