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2018年是北洋海军成军130周年，也是甲午海战爆发124周年。
2016年是船政创设的150周年。
但这这些纪念日都没有像2014年甲午海战爆发120年时引发的热议。
四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研究，鲜有余温。120年前，中国输掉了那场海战，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失掉了关于这场海战研究的话语权。
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数位甲午史学者，在孜孜不倦的梳理历史、挖掘史料，重塑这段历史。
中日黄海大决战战场。日方拍摄的北洋舰队。
一座学堂，两只舰队；一群将士，两场海战。
这曾是晚清时期中国试图富国强兵的努力。
但是很遗憾，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在10年前1884年，船政培养出另一只舰队在中法马尾海战中也全军覆没。
10年，船政培养出来的海军军官，打输了两场海战。
陈悦说，这两场海战，连同培养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的船政，对现代的中国人来说，“算得上是一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而这群在海战中牺牲的海军将士，也是一群中国人“最熟悉的陌生人”。
基于此，在2016年，船政创设150周年之际，陈悦推出近30年来首部船政的通史性著作《船政史》。2018年年初，陈悦推出《中法海战》，年底又推出《中日甲午黄海大决战》（以下简称《黄海大决战》）。
三部书，陈悦都使用了大量新的史料，书写角度也进行了精心裁别。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实习时留影。船政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
这三部书是可以连贯对照来看的，一座学堂或者一座船政，与两场海战。这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的重要篇章。
陈悦说，在《中法海战》中提到清政府暴露的“各种问题”，在《黄海大决战》中又进行了深入剖析。
此前在2014年，陈悦曾出版通史性著作《甲午海战》，但这一次陈悦聚焦在中日双方主力舰队参战的黄海海战上，这是两国海军的决战，也是国运之战。
将笔锋对准一场海战，这是陈悦研究北洋海军史近20年来的一次新探索。
对于这部书的写作，陈悦还有更大的野心：“摆脱旧日本海军叙事结构、话语模式的方式。”
陈悦说，实际上这场海战在结束后的百年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场“最熟悉的陌生战役”，而在这场海战中牺牲奋斗的北洋海军将士，其实也是一群中国人“最熟悉的陌生人”。有关这场海战、这支军队的大量细节都处于缺失和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经不起细问、细究。
造成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北洋海军档案文书的散失，以至于连黄海大东沟海战究竟爆发在哪个地点这种基础问题都无从解答。
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甲午海战研究话语权丢失的严重问题。
船政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在英国海军舰艇上实习时的刘步蟾。刘步蟾后担任北洋海军定远舰管带。
陈悦说，作为那场海战的另外一方，和北洋海军进行过生死搏杀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其各种档案文书在战后保存完整，而且战后日本海军军令部还专门成立军史编纂队伍，广泛搜集调阅日本海军一方的甲午战争档案，先是汇编为档案史料集，而后编写成了类似内部征求意见稿的日本海军甲午战史《极秘征清海战史》。数次删订之后，日方又于1905年正式公开出版三卷本官修甲午战史《廿七八年海战史》。
有一个细节，令陈悦至今记忆犹新，2014年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他前往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区的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在史料阅览室中，一张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用铅笔草书的纸条，虽然只有一张名片大小，而且显然是当年从簿册上临时撕下纸来书写，但是其居然得以留存百年，保存状态之好就犹如是伊东祐亨就刚刚写就一般。
“由于缺乏足够的辨析，日本海军甲午档案、军史中为了涂抹联合舰队的失误和不光彩之处而出现的一些明显的改写和讹误，也都被中国的甲午海战史照搬，使得我们不仅输掉了甲午海战，甚至也输掉了海战历史叙述的话语权。”陈悦说。
《中日甲午黄海大决战》，陈悦著。
因此写作《黄海大决战》中，陈悦引入更多近年来掌握的新史料和产生的新观点，希望能够以此勾勒出一幅更趋于客观的甲午黄海海战历史画面，能够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价北洋海军和甲午海战，能够引起对中国近代海军、甲午战争历史的更多讨论和关注。
这部书中，大量使用了新近发现的史料，如北洋海军军官《甲午日记》，丁汝昌《往来要信底簿》，近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甚至还包括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北洋文献《雷兵训练歌》《鱼雷练兵问答十六条》，以及在英国档案馆发现的方伯谦在刘公岛购地开发房产的相关法律文件，使得后人对于北洋海军的决策、运行和甲午黄海海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通过对比多种史料，陈悦提出致远舰在海战最后关头，冲向日舰，并不是之前一直认为的吉野舰，而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使得整个战场厮杀显得更加悲壮和惨烈。
近代史学者姜鸣评价说，近年来，甲午战争研究成果不断，但有待研究的课题和疑惑依然甚多，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研究。既总结过往之得失，亦为未来中国海军发展提供借鉴。《黄海大决战》是甲午海战研究的新起点。
评论 1
崇英 2019-02-28
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