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事，那些书，那些人——读《行走的印迹——安平秋古籍工作论谈》

文/王祝英

2023年9月，我从工作多年的四川辞书出版社调到巴蜀书社，在这个有点陌生的古籍领域开始新工作。为了补上古籍整理出版的课，除了系统阅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外，我特别留心一些学者这方面的论著。偶然得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名誉主任安平秋先生出版了这本《行走的印迹》，就请凤凰出版社吴葆勤社长惠赐一本，我想从安先生的书中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古籍工作。虽然我从未见过安先生，也未曾聆听他的讲话，但我零星读过几篇他的文章，知道他196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就投身古典文献研究，长期在古委会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担任要职。我想，这样一位古籍行业的领导和专家，他的经历、他的文章一定会让我这个古籍出版的新兵学到很多。

《行走的印迹——安平秋古籍工作论谈》

上下两册《行走的印迹》，封面装帧朴实，内容却非常丰富。这部“镕古利今”的作品为我打开了一扇系统了解新中国古籍事业的窗口，古籍整理出版尤其是八十年代至今四十余年的历程，全国古籍工作的概况，古籍整理队伍与人才的培养，古籍整理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海外汉籍整理出版的问题……掩卷深思，书中谈到的那些事、那些书、那些人久萦脑海，让人难以忘怀。

那些事，关乎古籍事业发展

书的上册“历史与现状”，主要收录安先生从1986年至2022年在高校古委会工作的报告、发言和总结共计33篇，集中反映了高校古委会工作状况，从中也可看出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安先生的这些文章中，有三个“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新文件的发布。提到新中国古籍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蓬勃发展，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在1981年9月下发的37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这是引领我国古籍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开启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新阶段。而这一影响深远的文件是如何出台的，安先生作为见证者在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其来龙去脉。

一个新机构的成立。37号文件发布后，1958年成立后一度中断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1982年3月恢复工作，不少高校先后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一些地方相应成立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教育部批准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这是一个崭新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古籍事业的蓬勃发展，古委会居功至伟。在古委会成立时，安先生就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1983至1986年他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1986至1996年任秘书长，后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协助周林主任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从1996年到2022年，安先生当了26年的主任，“他不仅见证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来龙去脉、重点项目组织实施过程和重要人物历史贡献，更是其亲历者、参与者和领导者”（姜小青《青山不墨无声画》）。书的第一部分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上从1986年10月到2022年3月，这些文章可以说是安先生代表古委会官方的发言。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古委会充分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在组织队伍、学科建设、项目规划、人才培养、对外交流上做了极为重要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真正发挥了全国古籍工作主阵地的作用。

一种精神的倡导。以安先生为代表的古委会反复倡导一种精神，强调把古籍整理作为一项事业来做，要有事业心，要有责任感，需要大家有奉献精神，相互团结、协作。“古籍整理是个事业，大家在古委会里面，在各个研究所工作，在各个学校工作，集中到一起，成为一个新的集体，这几年靠什么能够团结，能够和谐，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有一颗为古籍整理事业献身的事业心，这是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基本的力量。第二条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他反复强调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奉献，才能做好古籍工作，“要坚持一种精神，就是要真诚地为古籍整理事业，脚踏实地，鞠躬尽瘁，不谋私利，做出实绩”，“我想就是要真诚地为古籍整理事业去做事情。这个‘做事情'，不是哗众取宠，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做，而且要鞠躬尽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谋私利。一事当前，一个人应该不为自己打算，要为事业尽心，为大家尽力，这样才能受到欢迎”。无论是面对古籍所所长、大项目负责人还是青年学者，安先生谈问题，提建议，指方向，语重心长，始终倡导团结、奉献的精神。也正因为这样，古委会能成为一个坚强团结的组织协调机构，能够带领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成为古籍整理研究者的共同的家，成为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之间的纽带。也正是因为安先生倡导的这种精神，让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者包括青年学者都深受影响，能够真正沉潜下来，甘于寂寞、专心治学，有力推动了全国古籍事业的发展。

王祝英（右）与安平秋

那些书，树立古籍整理的标杆

古委会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制订科研规划出成果。在安先生的书中，我发现了太多熟悉的大部头著作，如《苏轼全集校注》《韩愈集校注》《全宋文》《故训汇纂》《故音汇纂》《殷墟甲骨刻辞大系》等，都和高校古委会有着密切的关联。古委会成立之初就把《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这“三全”列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并积极推进，后来陆续增加了《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元戏曲》《全元文》等，被称为“九全一海”。但做这样费时费力费钱的大项目，出成果慢，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这类项目要不要搞？古委会是否应该支持有关研究所去搞？大家意见不一致。安先生和古委会领导高瞻远瞩，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些项目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上这些大项目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深远的，是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第一个目的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推动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推动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完成大项目，培养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建设若干个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学术基地。”他之所以主张“要上一些重点项目，甚至是大项目，不惜资金”，因为他坚信这些大项目，“必将对今后的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哲乃至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它的学术价值将会被历史所证明”，同时有助于高校古籍科研机构形成各自“学术资料和学术研究的基地”。确实这些出版了的大项目都成了古籍整理的标杆和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如《全宋文》《全宋诗》就是研究宋代的学者必备的参考资料。

安先生深知集体性大项目实施不易，召开了多次大项目负责人会议，抓典型项目，交流项目概况、项目的具体做法及步骤进度、经验体会，了解存在的问题和明确解决的办法。我们看到会议发言稿中多次提到如何科学推进项目的进展，强调科学分类管理，大中小型项目配套，普及与提高并重。项目的重要性在于价值，不在于大小，“大项目内部，在搞整理的同时，兼顾研究”，“逐步有计划地上马一些有分量的中小型项目，使大中小型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互相推动”。在总结《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时，指出“审稿组长是第一个关键，这个人必须一个一个地盯”，“我们认为一个项目进行得怎么样，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项目负责人是否认真负责地肯于抓，敢于抓，这个非常重要。抓法可以不同”。这些真知灼见都是知者之言，至今仍不过时。

《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提到：“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古委会按照这一指示，组织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135种古代文史基本名著加以选译。这一集体性项目组织工作头绪繁杂，仅主编审稿会就开了12次。作为三位主编之一，从筹划到审稿，安先生都亲自参与其中，还审阅了《老子注译》《贾谊文选译》等12种书稿。工作的不易和艰辛，安先生最有发言权。三批书稿的审稿改定历程异常艰难，碰到的问题非常多，这是项目启动之初没有想到的，“动员18所院校，投入100余人，从1985年筹划，1986年起步，到今天已度过了六七年的岁月，各种甘辛令人难以忘怀”。辛苦并快乐着，安先生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套书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首印17000套很快售罄重印，1992年荣获“全国古籍图书奖”，被学术界认为是新中国成立至今质量较高、品种较全的大型古籍今译丛书，并得到多位国家领导题辞肯定。

安先生在书中提到巴蜀书社老社长段文桂对《全宋文》和《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支持：“有的出版社分担了几个项目的出版工作，如巴蜀书社就有《全宋文》和《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两个大项目，每种都有100册。不仅如此，巴蜀书社还从多方面支持了我们，在合作中关系融洽，易于共事。”《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版2011年转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后来入选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全宋文》这一编纂过程中屡被古委会表扬推进顺利的项目，在前50册出版亏损，项目停滞多年后，转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对巴蜀书社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和遗憾。但对古籍和文化事业来说，这些书嘉惠学林、泽被后世，无论由哪家社出版，古委会的规划组织与倡导均功不可没。

那些人，让人永远铭记的风范

安先生的书中提到不少人鲜为人知的事迹。比如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魏建功先生，在吟诵杜甫《春望》诗“感时花溅泪”时声泪俱下的情景；中华书局原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王春退休后到办公室想要一个大信封，办公室人员给了他五六个，他站在那里不敢接，说：“你给我这么多呀”；章培恒先生为不耽误审稿会，从上海到长沙转车，买了一张无座票，夜间从长沙站到武昌……这些鲜活生动的事例令人动容，让人感佩。

书中尤其是第三部分“纪念与回忆”集中了安先生对老师、前辈、同辈充满真情的回忆。他在《后记》中说自己“心中深深地怀念教育我的老师魏建功、阴法鲁、季镇淮诸位先生，他们教我如何做学问，更影响我如何做人；深深地怀念我在古委会工作的领导周林主任，是他对我的言传身教，加上真心的鼓励和直率的批评，才使我成长；也深深地怀念过去同我共事多年、今天已经作古的一大批至交，如章培恒、董治安、周勋初等先生，没有他们，我行走的印迹可能没有那么坚实”。书中提到最多的应该是安先生的直接领导——古委会主任周林。安先生评价担任13年古委会主任、1年名誉主任的周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之大，恩泽无限”，赞扬“他有过人的识见，过人的决断，大事不放松，小事敢放权”。周老特别重视古籍普及工作，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推及到青少年和广大人民，树立他们日常生活做人处事的美好道德。《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古委会抓的第一个大型普及项目，“这套丛书从1986年5月起步，历时整整6年，平日繁细工作不计，仅编委大小审稿会就开了12次之多，丛书的发起人、顾问、古委会主任周林同志先后参加了8次审稿会，每次都自始至终和大家在一起，听取审稿情况，了解遇到的问题，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为我们鼓劲，当我们感到欣喜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不可大意”。在乐山改稿时，周老突然生病。但输液后刚好转一点，周老就把三位主编找到房间里谈书稿选多少和完成时间问题。“周林同志的首倡之功、一抓到底之力和为此而倾注的精力与心血，以及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他肯于放手让我们去做，才是今译成功的根本保证”。对古委会要办一个普及性的刊物，有的人不同意，主张要办有特色的学术性刊物，“周老对此极不同意，反复说明为什么要办普及性刊物，并有针对性地说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古籍整理上，要看到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看到整个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他毅然将《古籍整理与研究》改为《中国典籍与文化》，一再表示“我们要寓提高于普及之中，要让大专家写通俗文章，深入浅出，言之有物，点滴入土”。周老对安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也谨记周老的教诲，在十余年的工作中，在工作作风上，注意不摆谱，不弄权，不作威作福，与学者平等相待，甚至甘居人下，脚踏实地为高校古籍整理事业、为高校的广大学者勤恳工作”。

安先生是一位感恩的人，也是一位满怀深情的人。他在《想念董治安先生》中写道：“夜深人静不能入睡之际，我深深地想念董治安，想起见到他的最后一面。”在《二十八年至交的追忆》中谈到章培恒先生：“谢谢章先生临终前的殷殷关切，此生我是再也无法回报了！这些天静下来想到这件事，深深感到这些年我对他的关心远远不如他对我的关心，真是对不起他。”情同手足的深情厚谊与无法抑制的感伤，读来催人泪下。安先生还几次提到武汉大学的宗福邦先生，他说自己认识宗先生的时候，宗先生还不到50岁，“是非常精神的中年人，现在已是半头白发了。他把自己生命里的15年燃烧在了《故训汇纂》这个项目里”，“如今，他83岁，是语言学界尤其是音韵训诂研究的大家，蜚声中外，却已满头白发，行走不便，犹每日耕耘，编写不辍。他为我们国家的学术事业奉献了一生的正能量”。这些平实而饱含感情的话语，让人感受到安先生对同道者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关切。

安先生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对他影响至深的领导、朋友和学者，他们的做人做事做学问，而我们从他怀念的周林等老师、前辈、朋友身上，一样看到了安先生的身影。

这部书中所收安先生自己的最后一篇文章是2022年3月15日《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师生的信》，而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与1981年的37号文件一脉相承，为全国古籍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和新动能。作为加入古籍出版队伍的新兵，我从安先生的书中感受到这位古籍整理的老兵——一位为古籍事业奉献的学者、领导者的学识修为和人格魅力，他的谦逊，他的胆略，他的眼界，他的实干，还有他始终怀有的敬畏之心；看到以安先生为领导为代表的一群人在古籍领域跋涉前行的身影和留下的坚实印迹，他们殚精竭虑、默默奉献、开拓进取，才有了古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那些事，那些书，那些人，指引鼓舞着我，滋养润泽着我，也激励鞭策着我不断精进，为古籍出版事业、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贡献微薄之力。

（本文图片由王祝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