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连载丨《天路叙事》08

蒋蓝 著

“烂池子”故事

2020年6月3日，我在成都锦里西路采访黄福昌老人，他是地方筑路单位最早一批参加川藏公路修建的工人。他第一次翻越二郎山进藏是1952年4月，那正是二郎山最美的季节，森林郁郁葱葱，满山都是杜鹃花。从成都出发必须在山脚下住一个晚上，那个山脚下的地方叫“滥池子”（也作“烂池子”）。在黄福昌印象里，当时上下山的公路为碎石单行车道，行车困难。

在完成川藏公路建筑任务后，黄福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竟会与二郎山紧紧连为一体。1957年，新沟汽车站就建在烂池子，黄福昌被分配在汽车站担任事务长。

往返川藏线成了黄福昌的家常便饭。我问起二郎山，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冬季行进，窄窄的小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为了安全，人与牲口都不允许通行。而阴面山气候变幻莫测，可能刚才还是阳光灿烂，过不多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打到脸上、手上，刀割似的。如果不小心，掉进雪窝里或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那个时候二郎山还有冰川，有人大声说话，山上就掉下一大块冰团砸下来。有一次在快到垭口的时候下起了雪，路被封了，而他正好赶上一个紧急任务，经请示他就被允许步行走到阳面山，就这样他和同事一起在冬天徒步走了过二郎山。

“烂池子”的名字有一番来历。此地林木茂盛，阴湿多雨，地面又没有沥青，哪里经得住各种车辆的轮子碾压，各种牲畜的蹄子踩踏，各种行人的鞋子捣揉。这个翻越二郎山的必经之地，成了一片烂泥潭，也怪不得人们把它改叫烂池子。

二郎山上的纪念碑，彰显川藏线“三不倒”精神

烂池子自古是个小场镇，聚集了不少背茶包子翻山去打箭炉的背夫。这些人都像是古代青衣羌国的后裔，身材不高，肋骨凸起，体格却像榨干了水分的竹篾，显露出异常的坚韧和强悍。他们脚上是青色绑腿，头上是青色头帕，身上布衣，腰间围裙，亦是非青即蓝。随身的口袋里，带海碗大小的玉麦馍馍，烤得干酥酥、两面黄，因此有“玉麦馍馍，吃了经得甩”之说，一路吃拢打箭炉。他们人人手里一根承重撑地的丁字拐，三尺长、砖头厚的、篾编的边茶包子，从背夹子里一直重上去，可以重七八包，甚至十来包，至少二百多斤。他们七八十步一歇，往二郎山小道攀爬……

到20世纪70年代，烂池子一带似乎与50年代相比并没有多少变化，来自水獭坪的孩子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到两路乡学校读书。山坡上种满了包谷、红苕。公路局经常有干部来到新沟汽车站视察工作，偶尔来一个穿花裙子的女性，也会引得村民追着围观……

1953年在川藏线即将全线通车之际，川藏兵站部汽车团在二郎山下搭起了一个简易兵站，为过往车队烧水煮粥。一把菜刀、一把砍刀、一口铁锅、一副挑桶，就是当时烂池子兵站的全部家当。

二郎山是川藏线上第一道大山隘口，暴雨、泥石流、滑坡不断，百姓口中流传着“车上二郎山，如闯鬼门关。万幸不翻车，也得冻三天”的谚语。以往运输车辆都要在烂池子兵站休整，等第二天再翻越二郎山。烂池子兵站也因为保障有力，多次获得上级嘉奖。

随着1999年二郎山隧道的正式通车，通车里程缩短了25公里，烂池子兵站的重要性也日趋降低。2004年烂池子兵站正式撤销，记录着川藏线艰难历程的烂池子兵站成为了历史。

作者简介

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黄河》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四川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四川省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散文学会特邀会长，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已出版《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踪迹史》等文学、历史专著。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笔、主编，现供职于成都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