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杜阳林：说方道圆

文/杜阳林

一

在众多的世间形状中，最有特色的要算方和圆。方和圆，是两个最基本的几何图形，在生活中常常见到。人们喜欢这两种图案，除了熟悉其形之外，还因为这两种图形符号以及它们组成的图形符号，能演绎出人类本身的性格特质。从物质到精神，从具象到抽象，人们逐渐用方圆来概括和表述为人处世的方法和原则。

圆形在自然界随处可见。从“动”的眼光看，大至宇宙，小到粒子，归属于“球形家族”。星球的运动轨道、石块投水泛起的涟漪、树干的截断面，都有圆的痕迹。从“静”的眼光看，圆具有高度的对称性，形状完备匀称、稳定和谐，圆的压力最小，张力最大，可塑性最强。方形拥有四边八角，平稳正直，不曲不斜，泾渭分明，恒定而守常，代表“四面八方”。《说文》曰：“方，并船也。象两舟总头形。”甲骨文中的方，指“相并的两船”，渐渐有了标准、准则之意。

在中华古代哲学中，“圆”是所有圆弧和曲线的概括，“方”是所有直线和角的概括，世界上任何形状和运动的轨迹，都可以概括为“圆”或者“方”。

方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常见的一对概念，一般来讲，方具有静止、局部、规则、原则性等含义；圆具有灵动、整体、圆满、灵活性等含义；方与圆相辅相成，方以不变应万变，圆以万变应万变。“天圆地方”是古人执守的真理。古人把众多星体组成的茫茫宇宙称为“天”，将立足其间赖以生存的田土称为“地”；日升月落，天体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无尽无歇；而大地却静悄悄地承载着万物苍生，如同一个方形的物体，静止而稳定。

古文《周髀算经》中提到“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晋书·天文志》也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我们古代的一些人认为，天的样子就像一个倒过来的碗，覆盖在大地之上，大地则是平坦的，并且是个有棱有角的四方形，就像下棋用的棋盘。

既然我们生存的空间，都具有这“方圆属性”，生活中更是处处不缺它们的踪影。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是一个几千年来受“方圆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人们生于立于天地之间，玄机也就隐藏在方圆之间。有方无圆则拘泥，有圆无方则不立，方圆相济才能和谐。“天下之事，尽于方圆之内”，这种思想自然也影响了古人对于世界万物的认识，进而影响了古人的人格追求。

“方圆”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人们将此作为理想观念来行事，便无可厚非了。

二

方和圆，充实了中国历史不同的向度，它像一个“跨界高手”，不论是钱币、文字、功夫，还是住宅、器物、象棋，都留下了它深刻的烙印。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积极发声，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被统治者所采纳，在这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墨、儒、道、法、阴阳、纵横等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方孔圆钱也正诞生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物化反映。

方孔圆钱的构图借鉴阴阳家的宇宙图式：天圆地方。“外圆”，是为了减少阻力，是方法；“内方”，是立世之本，是实质。魏晋时期，鲁褒在《钱神论》一文中曾经这样形容：“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圆形方孔的钱币是刚与柔、中庸圆滑与正气品德对立的统一体，是二者完美而又巧妙的结合，是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宇宙次序的精华浓缩。将天地抽象为“方圆”，又用“方圆”去铸造钱币，如同以古人“生存真理”去指导“俗世生活”，所包含的意义十分厚重深远。

中华传统文化中，方圆两种元素总是相辅相成。方孔圆钱包含着丰富的道家辩证法思想，以有形的圆，弥补无形的天；以无内容的“虚方”，对有形的“实地”。突出反映了道家所主张的有无、虚实相对的理论。外圆内方同时也象征着“外儒内法”。儒学重仁政，讲求以伦理导向实施统治；而法家则讲法制，重在社会功利。这两种思想在秦汉时即彼此揉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方圆相融”的币形，成为中国人宇宙观和文化心态最理想、最形象的载体和图腾。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内方外圆、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成为了千百年我国文人志士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

倘若钱币是属于“物质的象征”，文字该视作“精神的载体”。中华文字讲究外圆内方之道，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智慧。汉字的外围是饱满圆融，但内在的骨架却要求保持方正。

我国的功夫也讲外柔内刚，四两拨千斤，比如太极拳，柔则圆，刚则方，看似舒展稳健，内在定力十足。功夫高手都是“内外兼修”，勇猛时如同山虎鹰隼，轻柔又如桃李临水弱柳扶风。

功夫如此，住宅亦如此。院落不仅仅是我国人的栖留地，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寄托，灵魂的住所。普通百姓，常常在自家方形小院中修一个圆形水池，或者在两院之间修一个圆形的月亮门，这都是天圆地方的体现。

走进传统住宅，厅堂里的桌案、正式场合下所坐座椅的椅面、睡眠小憩用的床榻、罗汉床，大多都是方形的。明代的归有光，在年少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为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书斋里的书架是极简的方形，可“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到了夜晚，月亮清辉映照在书架上，“风移影动，珊珊可爱”。方之居室、器物，陶冶了君子情操，塑造了生活美学。

古代人最早是从太阳、阴历十五的月亮得到圆的概念的。亭台水榭、漏窗、洞门等尽显“圆”之美，砚台、茶杯、碗盏，无不“浑圆如满月”，展现了“完美无缺”的意涵。明清时期在北京修建的天坛和地坛，就是遵循天圆地方原则修建的，因为使用了圆形的空间，而达到了向心或放射状的平衡，象征着千秋万世，繁茂永享，安康平顺，天佑福泽。

中国象棋，拥有方的棋盘与圆的棋子。棋盘为方，象征着对弈二人，需在讲求规矩、尊律守则的前提下进行“智力的较量”。棋子为圆，象征着思维的灵活性与开放性。执棋走步，圆棋子须在方棋盘内，以直的路线运动，象棋的方圆元素，在“兵来将挡”中自行构成了一个小天地。运子争斗，逐鹿疆域，各子都依据自己的生存规则和运行方式，来应对对方棋子的运动和变化。中国象棋是立足于自身圆融智慧，同时又遵守“方正客观规律”前提下的一种博弈，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君子竞争之道”。

三

圆之润，能容万物于怀，方之正，循则坚守其本。方圆之间，并非两相矛盾，而是进退有据，中庸有度。方圆为儒家的“君子”操守，找到了立足之点。

孔子门下弟子众多，一次，子路问孔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吗？”孔子称对。过了两天，冉有也问孔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吗？”孔子答：“考虑两遍就行了，不用三思。”旁人听了孔子不一样的回答，深以为怪，孔子却说：“子路为人鲁莽，所以我让他做事三思；冉有平时做事本就优柔寡断，所以我鼓励他果断一点。”可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指导我们生存生活的真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并不是“一刀切”的绝对。

孔子所追求的“君子人格”，便是一种“外圆内方”的理想人格。

孔子认为，君子的内心必须刚强。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了为人要“刚”，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又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一个真正的君子，为了正义、信念和理想，连最宝贵的生命都可以放弃，这便体现了“方圆文化”中的“方”。

但是，孔子同样认为，在“内方”时还要兼顾“外圆”。他曾提出生活中应该坚守的四项原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讲的就是不要固执己见，要学会灵活处事。

孔子曾感慨于水遇方则方，遇圆则圆，不禁叹道：“斯善矣！”上善若水，水没有固定的形态，随器赋形，方圆并不对立，刚柔可以并济。当方则方，当圆则圆，既静水流深，又江河奔腾，既勇往直前、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圆融自如。

孔子是万世敬仰的一代圣人，在他的“仁”的思想里，浸润着“方圆”的大智慧。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子”人格。他有句经典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的理想人格写照，也是他的从政理念，一个人心中要有一把尺子，不偏不倚，不能为了利益而放弃，不能因为权贵而屈从。

这把“尺子”，大可看作“方”，是一个人生存的原则、坚守的理念。孟子追求的理想人格里，同样体现了“方圆”的哲学思想。

伯夷生活在商代末期，他曾放言，不是理想的君主他就不去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就不去使唤。天下太平，他就出来做事，天下混乱，他就退居山野。孟子评价伯夷的处世态度过于“方”而缺乏了“圆”，因为这种过于“方刚”的个性，未免失于清高，最终自己饿死于首阳山，同样于世道无益。

儒家的“中庸”学说，显示了“方圆智慧”。正当中庸之道在东方成为主流思想之时，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不谋而合地提出了自己的“中庸为美”学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无非分为三种：过度、适中和不及。勇敢位于懦怯与鲁莽之间；节制位于放荡与冷漠之间；中产阶层位于巨富与赤贫之间……这位学者推崇“适中”，赞赏“勇敢”、“节制”，主张“发展中产阶层”。

可见中庸之道，并非我国人独有。方圆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

四

方圆之间，并非水油之分，永不相融。事之磨砺，情之变迁，人之发展，处于动态过程中，永远都不是一潭死水，波纹不动，或一把深锁，隔绝两端。

屈原曾说：“何方圆之能周兮？”他所提出的，是方和圆难以相和的道理，也许正因为对“方圆难融”的深邃思考，成为他最终选择自沉汨罗江的原因之一。

《隋唐英雄》里，白袍薛仁贵遭成亲王李道宗陷害，被判死刑。尉迟恭为救薛仁贵，连夜进京，求见皇帝为薛仁贵求情遭拒，结果震断紫金鞭，撞死在大殿外。而程咬金施以各种计谋和行动，说服皇帝将薛仁贵救出，并不耗费一兵一卒。古代臣子，将“死谏”当作美德，即便命断于此，也是“气节的体现”，却不知退后一步，另辟蹊径，也许“柳暗花明又一村”，走过了别有洞天，经历之后更上层楼。

“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圆”是一种生存智慧，做事的必备品格，若无圆之融通，人很可能会钻入死胡同。可一味“求圆”就好吗？好似那《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手段狠辣，看似左右逢源，实则两面三刀。原本，有凤姐这样高超的智慧和手腕，倘若其心正直，能做出一番“巾帼伟业”，可惜她贪慕钱财，嫉恨成性，泯灭了良知，走向虚伪的极端。当圆滑成为贪图己利的工具，它也就成为毁灭单纯人性的杀器。

方圆之间，尽显人生本色，方是为人的节操和个性，圆是行事的豁达与包容。方和圆，有对立也有统一，对于“方圆之变”，唐代柳宗元也许是有发言权的。

青年柳宗元心性峻直。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介绍柳宗元：“子厚少精锐，率常屈其座人”。隐然含有柳宗元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成分。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的性格，但同时也剑走偏锋、不能摧折。由此，严正刚直的柳宗元针砭时弊，愤懑抨击官场的丑恶，却屡屡遭到恶意的挑衅与凶残的报复，最终背负着诽谤的恶言被流放到南方。

残酷的政治迫害与极端困窘的生活环境，令柳宗元痛定思痛，性格发生了转变。在《佩韦赋》中，柳宗元以柔软的皮绳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表示要去其“纯刚纯强”，以求“刚以柔通”。在《解崇赋》中，他表示要“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历经命运的不尽磋磨，柳宗元对人生有了新的解悟，也让他的“内外皆方”开始向“外方内圆”悄然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名篇《说车》，柳宗元之所以在此提出“圆外方中”的观点，乃在于社会混浊，人生多艰，“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在以车形象地比喻了人之心性后，柳宗元特别强调了“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若轴”，心性的内在实质、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说车》的核心，也是他历经世间酸辣苦甜，终究在思想上得到了哲学的升华，明白所谓“圣道”，便存在于这种“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的辩证关系之中。

柳宗元标举了一种富含哲理的人生观——不圆滑以趋利，不苟合以取容。既要勇于前进，必要时也要懂得后退。只要内者不变，应对外者，可随环境之变而变。这是柳宗元遭受诸多打击之后，对人生世事的通透理解，包含着由个人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的生存智慧。

“和其光，同其尘。”来自《道德经》的智慧，亦是“方圆”的哲学显现。既涵蓄着光耀，又混同着尘垢，唯有对万物有容纳之量，和好坏都能相和，才是智者之为。这是一种圆融处世之道，“能容物者，物乃能容”。一个人若总是自命清高，处世严苛，拒人于千里之外，或因他人轻微小错便严谴苛责，便会遭遇四面楚歌的境地。“海纳百川”的仁厚气度，才可号令“百川归海”。

《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智欲圆而行欲方。”为人处事，既要中庸、圆滑，同时又不能失正气、骨气。方圆并举，相容相存，才是智慧人生。

五

毛主席曾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适时而变，随境而变，遵守客观规律，时而韬光养晦，时而盛放异彩，方能自如行走于方圆两界，而得妙悟自然。

天有风雨雷电，地有草木河山；时有春夏秋冬，人有男女老幼；情有喜怒哀乐，事有成败得失；音有抑扬顿挫，气有升降沉浮，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因为其千变万化，才构成了恒久的魅力。变，才有生命；变，才有魅力。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正，与世对立，与人对立，棱角分明，持着旧规永不更改，很可能会在世事中碰得头破血流；如果过分八面玲珑，圆滑心机，也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有方有圆，该变革时大胆变革，该守成时不懈守成，随机应“变”。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官员们纷纷拱手：“大王当然是一代明君了。”

正当魏王飘飘然时，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问：“何出此言？”任座回答：“大王您获得了胜利，攻下了城池，没有按功劳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下令将任座赶出去听候发落。余怒未消的魏王接着问下一位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故意板着脸问他为什么这样说？

这位大臣说：“古人常说，明君的手下多是些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

魏王听后，面红耳赤，却又心服口服，立刻把任座请回来重新赴宴。

在座大多数官员都是“只圆不方”的人，为了强权可以放弃原则和操守；任座是“只方不圆”的人，说话不看场合，不讲语言艺术；那位大臣就是“外圆内方”的人，他巧妙地变化说法，既表达了事实，又让对方心中很受用，达到良好效果。

古代成语中有“郑人买履”的故事。郑国有个人鞋坏了，想买一双新鞋，便量了自己的脚，记下尺码，走到市场却忘记带上记尺码的竹简。别人劝他：“用你脚量一下不就可以了吗？”郑国人却执意回家拿尺码。只知道遵守条条框框，却犯了拘泥刻板的毛病。好似那“刻舟求剑”的人，小舟已行远，他还执意从自己刻记号的地方，跳下水中寻剑。如此死守陈规，不懂变通，守“方”持“规”就显得可悲。

1973年，毛泽东曾经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这是一位伟人对另一个伟人的玩笑话，却道出了“刚柔”和“方圆”的真谛和深意。

《三国演义》中有一折非常经典的故事：煮酒论英雄。当时刘备落难，投奔曹操，刘备为防曹操谋害，便自耕菜园，亲自浇灌，表现得碌碌无为。某日，曹操约刘备到他家喝酒，谈论谁是当世英雄。刘备遍点袁术、袁绍、刘表、孙策等，都被曹操一一贬低。刘备问：“谁人当之？”曹操答：“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刘备原想以韬晦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一语点破，惊得筷子落地。恰好当时雷声大作，刘备便告诉曹操，自己被惊雷吓得掉了筷子，曹操便暗自叹口气，认为刘备胸无大志，从此不必放在心上。刘备巧妙地掩饰了慌张，释去了曹操的怀疑和嫉妒，从而避免了一场劫难。作为政治家，刘备随机应变，巧藏机锋，他的“方圆之术”运用得十分纯熟。

六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的柔与刚交相辉映，方和圆交融与共。这是水的方圆之道，也是人生的方圆之道。一个人，想要在复杂的世界里游刃有余，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原则， 同时也要有融入与变通的能力，“说方道圆”，乃得左右逢源，是为行走世间，既不负人，也不让人负我。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隋朝末年时局动荡，徐文远无奈沦为樵夫，勉强维持生计，砍柴途中巧遇自己曾经的学生李密，李密力邀徐文远加入自己的军队。李密对徐文远态度恭敬，奉为上宾，自己亲率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后来李密兵败，徐文远又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可徐文远每每见到王世充，总要谦恭行礼。有人奇道：“您对李密十分倨傲，对王世充却恭敬万分，这是为何？”

徐文远回答：“李密是谦谦君子，以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狂傲的方式待他，他也能接受。而王世充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相处。我查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该如此吗？”徐文远在五代隋唐之际的乱世，能保全自己，屡受重用，与他持有“方圆处世哲学”密不可分。

做人要方，讲究原则，坚守底线。做事要圆，圆润宽仁，成熟通达。倘若无方无圆，也就短了行走世间的规矩。

大家对黄炎培的周期律比较熟悉，但他的“方圆论”同样富有深意。

1939年，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考中官费留学。到英国前，黄炎培把自己的座右铭告知儿子：“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黄大能解释：“这个座右铭是教育我怎样待人接物，其中‘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就是说如果认为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事，就应像钱中的方孔那样方正，应该坚持，如果是对人处事，就应和若春风，也就是要‘圆’。但是这里所谓的‘圆’，却不是‘圆滑’。在原则问题上必须要像‘秋霜’一样的严肃，在待人处事上，则应像‘春风’那样和气。日常人际关系的矛盾，多似牛毛。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则相信矛盾解决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这是黄炎培著名的方圆论，志圆行方，外圆内方，做人做事要能屈能伸，善屈善伸。

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个军队有自己的纪律条例；一个企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一个家庭有自己的规矩习惯；一个人有自己的原则信念——这些都是“方”。方是构成大厦的钢筋，是支撑人行走的脊梁。

从佛家的角度看，方是执着，圆是舍得。

从道家的角度看，方是有为，圆是无为。

从儒家的角度看，方是进取，圆是包容。

在历尽千帆明察秋毫后，心智的高度健全和成熟，遇事能从别的角度看问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把握，不流于呆滞和拘泥，融洽自如地与他人相处，具有圆通而宽厚的态度，这是“圆”。

方是规矩，是准则，是框架。它规定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更规范。没有方，世界便没有秩序，失去约束，陷入混乱。

圆是通融，是弧线，是润滑。它要求人能适应，会变通，会因时因境地处事。没有圆，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紧张，世界的负荷会太过沉重。

做人要方圆并用，方得境界，就像清代乾隆年间的纪晓岚说的，做人要“处世圆滑，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智慧与成功的通达之道，离不开方，也少不了圆。真正拥有“方圆智慧”的人，既有勇毅斗士的威仪，亦有沉静蕴慧的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