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上学记（二）：精明的选择

张爱玲本可以做个“闺阁名媛“，长大后从绘画或音乐里挑一样，作为自己的专长，再嫁一个名流，在漫长的日光中度过一生。

但她的母亲认为“文凭才是真正的财富，知识才是独立的力量。”张爱玲很相信母亲。

于是，为着留学，张爱玲出走了，离开了她出生的大洋房，被服侍的小姐生活以及父亲和弟弟。不过，张爱玲称这不是什么“慷慨激昂“的决定。她计算过，家里那些进出的银钱现在不是她的，以后也不一定会给她。

又何必委曲求全。

古怪的少女

张子静的回忆里，姐姐小时候曾是个活泼的女娃娃，家里的孩子王。

上学后，张爱玲开始住校，因为不会讲上海话，被同学耻笑，在寂寞中逐渐变成一个“神情板滞”的少女。

1931年，在母亲黄素琼的关注下，张爱玲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就读。这是张爱玲一生中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从11岁到17岁，张爱玲在这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期。

圣玛利亚女校（下简称圣校）是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最有名的私立女校。该校采用全套西方模式教学，学生入学不但要考试，还要提供两封推荐信。

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教会女子中学。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外景。2005年，该校的大部分建筑被开放商拆毁。

除此之外，圣校的学费极为高昂。据《圣玛利亚女校1881-1952》载，该校普通学生一年学费84圆，专学西文则要168圆，且不包含杂费。同时期的上海普通中学的学费只有10圆，北京著名私立女校的贝满女中学费也只要25圆。因此圣校多收中上层家庭出身的女孩，社会也以女儿考上圣校为荣。

但张爱玲却和这所贵族学校光鲜的氛围格格不入。据她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回忆，此时的张爱玲留着过时的直短发，穿着落伍的旧旗袍，骨瘦嶙峋，“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常期的萎靡不振”。这和后来花枝招展的当红作家张爱玲，判若两人。

1932年，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乙组合影。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张爱玲也称这一时期的自己awkward（古怪），汪宏声老师认为是她家庭不幸造成。

如父母离婚，在上世纪20、30年代还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对大家族而言更是如此。张爱玲又在青春期，对周围的态度极敏感。

又如继母的生活习惯与张爱玲不同。张爱玲的表弟孙世仁回忆，继母孙用番在娘家时，姊妹众多，家庭成员之间常常互赠旧衣，视为一种亲情表示。但张爱玲的生母黄素琼很讲究穿着，张爱玲深受影响。孙用番嫁到张家后，给张爱玲带了一箱旧旗袍，令张爱玲无比厌恶，穿上“浑身都生了冻疮”。

上世纪30年代，正在上中学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张爱玲身上穿的是继母孙用番给的旧旗袍。这些旧衣服让张爱玲觉得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此后成了张爱玲的一个心病，造成张爱玲在成年后对衣服的过度执着。图/《对照记》

不过，老师们对张爱玲的孤僻颓废比较容忍，因为张爱玲学习成绩极好，“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或许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张爱玲将全副心思投入到了兴趣和学业中。

圣玛利亚校刊《凤藻》每年只出一期，却时有张爱玲的文章，令张爱玲在学校小有名气。尤其是1932年，《凤藻》刊登的小说《不幸的她》，那时张爱玲仅是初一新生。《圣玛利亚女校1885-1952》中记载，“其行文之老练，完全不像一个12岁的小女孩。“

张爱玲在《凤藻》上发表的英文散文《太阳房》。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汪宏声称她的文章“神情潇洒，词藻瑰丽”，但“别字很多”，并且“总是缺少热情”。汪宏声惜才，时常给予张爱玲鼓励，并邀请她给自己主编的刊物《国光》投稿。

从小学一路到高中，张爱玲一直是资优生，前程似锦。但命运却给她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

张爱玲毕业正逢1937年之夏，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入侵中国。1937年8月13日，日军悄然南下至上海，在上海郊区宝山沿岸登陆。

当年冬，上海沦陷。

1937年，圣玛利亚女校高三毕业班合影。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1937年，张爱玲毕业照。图/徐如林《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幻滅

除了学校的教育，黄素琼对女儿的教育也从未放松，几次回国都是为了她的学业。张爱玲高中毕业前夕，为了争取让女儿到英国念书，黄素琼再次回国。

离婚时，黄素琼就想带张爱玲出国，却失去监护权。 张子静回忆，母亲当时回国，“一方面是为我姐姐的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姐姐带在身边。”

上世纪30年代，黄素琼在出洋的轮船上。黄素琼出生旧式大家庭，幼年曾缠过脚。14岁时，黄素琼曾想去上小学，但因为超龄太多学校不收。这个“上学梦”后来圆在女儿身上。图/《对照记》

张爱玲从圣校毕业后，黄素琼托人带话，准备与前夫张志沂商量张爱玲考大学的问题。张志沂却避而不见。张爱玲于是自己出头，去和父亲谈。

“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私语》）这里的“人家”，指就是黄素琼。

很快上海战事急转直下，张爱玲出国的事被搁置了。据表妹回忆，张爱玲这个时候非常消沉，总是一个人呆着写写画画。

张志沂再婚后，张家便由新夫人孙用番当家。这位孙夫人和张爱玲一样，都是从小被众人捧在手心里的大小姐，骄傲不容他人侵犯。

国务总理孙宝琦家的七小姐、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中）。孙用番和陆小曼是好友，两人都抽鸦片。

兵荒马乱的时期，张爱玲去饭店找母亲，住了两个礼拜。走得时候，张爱玲只和父亲说了一声，没告诉孙夫人。

待张爱玲回来后，孙夫人大发雷霆，扇了她一耳光。这一耳光打碎了张爱玲和父亲、继母之间，用仅存一点亲情维持的脆弱关系。

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张爱玲还手，孙夫人告状，张志沂当着众人的面，将17岁的张爱玲痛打了一顿。随后，张爱玲便被软禁起来。

软禁期间，张爱玲得了痢疾，家里却没找人给她诊治。保姆何干向张志沂求情，张志沂才瞒着孙夫人，给女儿打了消炎针，这才保住张爱玲的小命。张子静后来说，要不是保姆何干，就没有后来的作家张爱玲了。

何干私下里，还帮着张爱玲和母亲黄素琼联系，商量她的出路。黄素琼传话给张爱玲，“跟着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上世纪30年代，黄素琼在法国。黄素琼性格坚毅，只身在国外闯荡，不过不太会经营，靠祖上遗产生活。张爱玲称其太过清高，看不起钱。图/《对照记》

张爱玲考虑到升学的问题，挣扎着做出了选择，

“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张爱玲《我看苏青》）

1938年农历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上，尚未痊愈的张爱玲扶着院墙，逃出了禁锢着她的“封建旧家庭”。

但她还是很“俗”。逃出后不久，就在距张宅不远的地方，张爱玲和黄包车夫讨价还价起来。

老舍和香港

1929年，上海《小说月报》开始连载老舍的《二马》。黄素琼对这本小说爱不释手。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教书时，为排遣乡愁写的作品，讲述了两个中国人在伦敦生活的故事，体现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这个主题，对刚从欧洲回来的黄素琼很有吸引力。

上世纪20年代，老舍在英国。

9岁的张爱玲将洋派的母亲视作偶像，也爱上了这部小说。上学后，张爱玲便计划着“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

1938年，张爱玲逃出张宅，在母亲的资助下，开始为留学做准备。不过这时，张爱玲想要出国学习，要比以往付出更多努力。

因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节约外汇，收紧留学政策，甚至一度限制留学生出国，只有考上国外大学奖学金或者补助，无须购外汇的学生才被允许出国。

但倔强的张爱玲不负母亲的厚望，1939年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伦敦大学的奖学金。而这所大学也正是10年前老舍写《二马》期间工作的地方。

老舍就职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所大学也是张爱玲的留学目标。

然而，这时战争的阴云已经覆盖到欧洲大陆。1938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宣战。伦敦大学的行政中心—议事大楼（Senate House）被战时宣传部和皇家飞行队征用，大部分学院和学生都被疏散出伦敦。

张爱玲留学英国的计划又泡汤了。此时中国沿海的重点大学、优秀教授等等教育资源也随着抗战爆发，迁入内地。

最后张爱玲改道香港，进入了香港大学文学院，选修英文和中文。日后，她对张子静说，港大告诉她，成绩优秀者可以保送英国牛津大学。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注册信息。当中父母监护人一栏，张爱玲填的是母亲黄素琼（Miss Yvonne Whang）。当地监护人是她后来的姑父，张茂渊的丈夫李开第。

张子静形容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2年半的时间里，过得很苦，深刻体会到钱的压力，“她后来那么重视金钱，生活力求简朴，就是‘香港经验’如影随形带给她的‘惘惘的威胁’。”

黄素琼财力有限，只能付清张爱玲在香港的基本费用。张爱玲节省一切不必要的费用。如同学们一起出游，她为了剩十几块的船费，拒绝参加，闹得全院沸沸扬扬，但她依然故我。

“她在港大发愤读书，拿了两个奖学金。母亲当时也不宽裕，她靠奖学金节俭生活，尽量不动用母亲那笔钱。”

网友在香港大学陆佑堂拍摄到的1940年张爱玲成绩单。图/网络资料

这段时间，张爱玲中止了写作。只是在刚进入港大的时候，为了赚钱，张爱玲参加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以一篇《天才梦》，得了名誉奖第三名。

不过这个结果，张爱玲很不满意，55年后还“小器”地记恨着《西风》杂志社。

(本文参考《张爱玲年谱》、《我的姐姐张爱玲》、《重读张爱玲》、《一九四九以后 当代文学六十年》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