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新榜样｜三星堆8号坑“老人”赵昊：用精细严密的工作 揭开考古神秘面纱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1986年，沉睡几千年的三星堆，一醒惊天下。35年后（2020年12月），三星堆新一轮考古挖掘工作再次启动。作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的发掘现场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连续两年的工作日常，多是趴在悬吊设备上，对密布坑底的青铜器，进行发掘、清理以及在修复中心开展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7月10日，赵昊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分享他的考古经历。

赵昊 摄影 陈羽啸

赵昊，85后青年考古工作者。来三星堆之前，他长期在陕西､河南､甘肃等地进行青铜时代相关遗址的田野发掘､调查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青铜时代考古、动物考古、手工业考古研究等。

年少时，赵昊不懂考古，但随着家乡宝鸡周原遗址的发掘，“考古”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昊。

“我们家乡有很多遗址，北京大学在那边也有长期的实习基地。像我现在作为老师的北京大学夏商周考古实习基地，就在宝鸡。”读初高中时，赵昊寒暑假有时间就会去当地的考古现场和博物馆参观。“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无意识行为，主要还是因为家附近的重大考古发现比较多，接触机会多。”

这些经历，也激发了赵昊对考古学的兴趣。“家里人对文化艺术类工作比较感兴趣，慢慢的，我在参观过程中发现，考古虽然比较艰苦，但也蛮有趣的。”因为“有趣”“好玩”，赵昊选择了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我更多的是想选择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独特的专业技能，让自己拥有一技之长。”

工作中的赵昊。

考古就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考古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会涉及各个方面。道理很简单，当你想非常准确、深入地研究古代社会的时候，你需要了解的本体将会是整个古代社会，也就意味着你需要尝试去探索‘古代的人文科学’‘古代的自然科学’等。具体点，比如古代人怎么建房子、怎么铸造铜器、仪式活动有哪些、宗教信仰如何。”

“这种情况下，需要探讨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而考古学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手段，譬如我们目前在三星堆所使用的各类技术手段，也并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而是我们去探索丰富多彩的古代世界的途径。”赵昊解释道，“就像我们购买一台电视，不管这台电视有多先进，我们并不是要坐在那里盯着这部高技术的机器看，而是要看电视里呈现的精彩内容。考古也是，不能只有技术，更要有社会追求、历史追求和人文追求。”

赵昊见证了三星堆青铜器的出土。

2006年，读大三的赵昊首次参与考古田野发掘，参加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田野发掘、整理工作。最开始下坑，他非常兴奋，尤其想到自己有可能亲手挖出非常有价值的文物时。但工作中，他很快发现，并不是只有发掘到珍贵文物才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工作探索性的乐趣。“当你在学习过程中找到了乐趣，就会越学越深入，然后发现探索这个事情中的深度是无限的，你的好奇心也会越来越强，越做越有趣。”

现在，赵昊已经成了三星堆8号坑的“老人”，也习惯了跟遗址、文物打交道。“现在下坑，就跟医生上手术台一样，很平静。”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是新发现的6个坑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位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4号发掘舱内。坑口长5.1米，宽3.8米，面积约19平方米，是三星堆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一个坑。按赵昊的说法，他近两年来的所有生活，基本都被8号坑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所占据。

他见证了造型奇特的大型青铜神兽的出土，发现了前所未见的虎头龙身青铜像，多级青铜神坛、猪鼻龙形器、金面罩铜头像、倒立顶尊人像等一大批新器物、新现象，也在赵昊和他的团队的精细工作下，逐渐展现于世人面前。

“夏天我们一般是上午8：30从住处去工地，干到下午6点左右回来。中间有两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除了挖掘现场，赵昊也会在装满先进仪器的三星堆文物整理基地工作，在文物出土的第一时间，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分析，尽最大可能地提取各类出土物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为解读三星堆文化与社会提供关键性数据。

同时，赵昊也在积极地培养新一代高技术考古科研人员，助力更多青年人为中国考古事业的长期发展做深度贡献。“考古不能是一个被动性的工作，而是你首先有兴趣才愿意干的事情，实际上大部分学生在这边都非常开心。”结合自身经验，赵昊认为，考古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虽然我在中学时期参观过一些考古遗址，但直到真正去读这个专业了，才发现很多不一样。当我开始逐渐了解这个学科，深入内容，知道考古人真正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时，我发现这个事情起码自己不厌烦，还可以干下去。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就继续读了硕士。”

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赵昊又奔赴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为7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美国考古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的中国学者。采访中，他还打趣自己：“我是读完硕士之后，发现自己基本已经不会干其他事情了，只能去读博士了。”

赵昊对三星堆8号坑坑底的青铜器进行发掘、清理。

作为从事一线田野发掘的考古学家，赵昊参与发掘出土过不少文物，并在周原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等地与这些文物再次相遇。谈及感受，赵昊直言：“就好像跟老朋友见个面，但也不会觉得很特别很激动了，毕竟是我们挖掘的，都是自己熟悉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三星堆8号坑内的精美文物实在是过于丰富了，赵昊开玩笑说，现在坑内清理出个青铜头像，都已经不太能提起他与考古队员的激动心情了。现在还能引起赵昊极大兴趣的，可能只有那些超乎他预想的情况，“比如我们完全没见过的新器物或新现象，或者这个东西的此前发现地在很遥远的地方，一般逻辑上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东西等等。”

被问及青年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赵昊坦言，现在每天考虑最多的，都是现场安全问题、文物安全问题、人员的安全问题等。“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考古工作做好，即使有些工作的质量，公众可能看不出来，但我们自己都心知肚明，因此还是要以工作质量为第一保证。”

每天，赵昊都要盘算：下面的工作该到哪一步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拍照记录工作做好了没？是否在合适的时间进行了三维扫描？清理和提取顺序的安排是否合理？“这都是很细节却很重要的事。还要考虑现场发掘的需要、后期展示的需要、研究的需求等，很多问题不是一开始发掘就能预先准备齐全的，都是边发掘、边改进、边调整的状态。”

结合三星堆在发掘期间所开展的公众考古和推广活动的经验，赵昊强调：“现在的考古人应该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及时向公众公布考古发掘信息。”他认为，“考古工作不能再是一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做法，而是要敢于、乐于把发掘工作及时向公众展示，这也是在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我们要把这种监督变成动力，以便我们更好地发掘和研究。另一方面，有了更多的公众关注，也有助于考古学科吸引更多优秀年轻人的加入，从而形成一种人才的良性循环。”（图据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