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丨生育友好型社会须回应家庭关切

新华社 2022-01-17 15:43 34148

生育友好型社会须回应家庭关切

许琪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跌破10‰。何种因素限制了中国夫妇的生育动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微观家庭入手,探讨生育会对夫妇双方工资收入和育养成本产生何种影响。

河北迁安: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惠民生 牟宇/ 摄

母职惩罚加剧与父职溢价缩水同时发生

在研究生育对夫妇双方的影响时,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母职惩罚,即生育会对母亲的职业发展和工资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二是父职溢价,即生育对父亲的职业发展和工资收入的影响是相对积极的。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生育会促进夫妇之间的传统性别分工。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母亲更可能在生育之后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子女照料,这会妨碍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与之相反,成为父亲之后,男性往往会因为养家压力变大而增加工作投入,因此,工资收入与生育之前相比有所提升。

母职惩罚和父职溢价得到了很多国外研究的证实。研究还发现,生育对男女工资收入的影响会随时间发生动态变化。在中国,生育对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收入有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

如果用1989~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分析生育对我国男女工资收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1989年,每生一个孩子平均会使父亲的工资收入提高13%,而这一时期的母职工资惩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职工资溢价逐渐消失,并在2007年左右趋近于0;母职工资惩罚却随时间不断上升,且上升的速度快于父职工资溢价随时间下降的速度。到2015年,每生一个孩子平均会使母亲的工资收入降低35%,生育已对我国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父职溢价的消失,使得无论妻子还是丈夫都会缺乏生育的动力,这或许是近年来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变迁与家庭养育负担加重

母职惩罚的加剧和父职溢价的缩水与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单位制解体、市场部门扩大和子女养育方式转变是3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社会基本上是通过单位组织起来的。对职工来说,单位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也是获取生育、住房、养老等基本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机构。在婴幼儿保障方面,很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配有托儿所和幼儿园,为学龄前的职工子女提供近乎免费的婴幼儿照料服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单位包办社会”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很多企业因为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过大而经营不善,有些甚至濒临倒闭。为了使企业恢复生产经营的活力,我国在1992年深化改革之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原本由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剥离出去。在这一背景下,原本由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纷纷退出历史舞台。

但与此同时,中国并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婴幼儿保障体系,学龄前儿童的照料责任不得不重新回归家庭,父母的照料压力空前增加,这无疑会对其工作和收入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婴幼儿的照料主要由母亲负责,导致生育对女性的工资惩罚不断加剧。

除了对单位制进行改革之外,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原则的确立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市场部门主要以利益为导向,强调市场竞争,坚持效率优先,因而在用工和工资待遇方面更可能对女性劳动者施加歧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在市场部门就业的比重快速上升,母职工资惩罚也随之迅速上升。

第三大影响因素是中国父母变得比以往更加注重子女质量的培养,养育子女的方式从“粗放型”向“科学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然而,“科学化”和“精细化”的育儿方式不仅要花费大量金钱,还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随着科学化育儿和精细化育儿的观念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并为家长们普遍接受,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也变得越来越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母亲。与此同时,以往在育儿中扮演配角的父亲也很难幸免。

加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育儿压力空前增加,父职溢价的缩水和母职惩罚的加剧,让中国部分家庭缺乏生育的内在动力。相比三孩政策的实施,社会各界更加关注的是与这一政策相配套的支持性措施。当前,加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已刻不容缓,只有不断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生育政策的调整才能真正落到实地。

低生育率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早在中国之前,欧洲就已出现了持续低于代际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现象。一些欧洲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和家庭政策,如延长育儿假、提供免费幼儿照护和儿童津贴等,在保障女性就业的同时提升生育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相比这些欧洲国家,我国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来的政策空间很大。

因此,有必要系统性地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在税收、住房、教育、就业、社保等多个方面加强对已婚已育家庭的政策倾斜。与此同时,我国还需逐步建立普惠性的婴幼儿托育体系和均衡的基础教育体系,缓解家庭的照料负担和育儿焦虑。考虑到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且母职惩罚是制约当前中国家庭生育动力的主要因素,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应当更加关注女性,特别是在市场部门工作的女性。如何在制度层面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并通过积极的社会舆论引导性别观念往男女平等的方向发展,以缓解女性日益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亟待深入探讨。(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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