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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翻译家叶廷芳:从人文、伦理角度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先驱者

界面新闻 2021-09-30 19:07 30756

2021年9月27日,最早把卡夫卡译介到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叶廷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除了在翻译界的贡献,叶廷芳先生还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作出了重大贡献。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叶廷芳拿着放开生育二孩的提案,逐个游说政协委员,最终争取到了28个人的签名。当时,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被严格执行,叶廷芳的建议是人口问题在全国两会上第一次引发广泛讨论。

推动自主生育的先驱者

1936年,叶廷芳出生在浙江省衢县,在家里排行老三。因幼小时不幸跌伤被耽误治疗,伤口感染溃烂,虽然最终保住了命,叶廷芳却永远失去左臂。

以至于许多年后,当叶廷芳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时感到非常震惊,“它让我联想到自己曾经的境遇,畏父与遭弃,在心灵上产生共鸣。”这为他日后研究、翻译卡夫卡的作品埋下了种子。

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后,叶廷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了3年助教。1964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将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等一批经典德语作家译介到中国。当时,这些德语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度还不高,他也被称为“译介卡夫卡于中国学界的第一人”。

在翻译界外,叶廷芳还称得上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我国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期,他是最早一批提出生育二孩建议的学者。

对于叶廷芳反思独生子女政策的契机,曾任《世界文学》编辑的焦仲平在撰文回忆时写道,叶廷芳最初有这样的想法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他所着眼的主要是中国人的人伦构成、中国的文化建设。

叶廷芳的朋友,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鑫海告诉界面新闻,在呼吁放宽中国生育政策的声音中,有人从人口学出发、有人从经济发展出发、有人从环境保护出发、有人从个人权利出发,但叶廷芳从人文、伦理的视角,为反思独生子女政策提供了一种可贵的视角。

作为知名的文化工作者,叶廷芳特别强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认为“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他注意到,独生子女父母的疼爱是一把双刃剑,父母纵容儿童天性中的慵懒与放纵,“小皇帝”的称号即由此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带点贬意的幽默称号不胫而走,几乎没有人反对。这正是中国的人文生态或精神生态发生异常的严重信号。”

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回忆,2007年2月,他搜索到几十个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邮箱,把他起草的《放开二胎倡议书》逐个发到他们的邮箱,请他们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放开二孩的提案议案。同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叶廷芳发邮件给何亚福说,他看过何亚福写的一些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支持何亚福的人口观点。

何亚福向界面新闻回忆,叶廷芳在邮件中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当晚他就给叶廷芳打了电话,通话半个多小时。他问叶廷芳为何敢于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挑战基本国策的建议,叶廷芳告诉他,自己做翻译工作,从人文的视角来看待独生子女政策存在的问题,很早就准备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这样的建议,但出于各种压力未能遂愿。2007年是自己担任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再不提就没机会了”。

叶廷芳告诉何亚福,当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拿着放开生育二孩提案穿梭于两会会场,挨个游说了几百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希望得到联名支持。但大多数政协委员都婉言拒绝联名。最终,还是有28位政协委员愿意和他联名签署提案。叶廷芳将这28位政协委员的名单也告诉了何亚福。

提案经媒体报道后造成很大影响,被称为“叶廷芳提案”。搜狐网当年举办最受欢迎的两会建议投票,叶廷芳提案得到的票数位列第一。何亚福说,虽然叶廷芳提案只是提出放开二孩,没有提出全面放开生育,但在独生子女被严格执行的时期,这样的建议已经非常难得,“事实上,在当时提交放开二孩提案所需要的勇气,远远大于在2016年以后提交全面放开生育的提案。”

叶廷芳的建议获得决策层高度重视,当时原国家计生委给叶廷芳做出了一份5000字的书面回复,结论是暂时不能开放二孩。较真的叶廷芳再次写了3000字回应,以反驳国家计生委的观点,但再无下文。

何亚福说,在叶廷芳提交放开二孩的建议之前,也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过相关建议,但未像叶廷芳一样大胆促使建议进入公共舆论,造成更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叶廷芳的两会建议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也堪称推动自主生育的先驱。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对于“叶廷芳提案”,一家网站举行的投票显示,截至2007年3月15日17时,6433名网友参加了投票,其中赞同的占69.37% ,反对的占27.15%,无所谓的占3.49%。调查显示多数网民赞成政协委员叶廷芳提案,“只生一个不好”渐成社会共识。

有生之年看到了努力的效果

2010年以前,独生子女政策仍是一项国策被严格执行,虽然有零星的反思声音,但很难见诸权威媒体。一些对此问题有独立思考的人士“形单影只”,叶廷芳给予了他们极大支持。其中,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是“以身试法”的代表人物。

杨支柱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92年取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杨支柱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主要教授民法。2000年初,杨支柱开始关注计划生育问题,从法律视角对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有深刻认识。

受叶廷芳的鼓舞,杨支柱从2007年开始把精力用在研究计划生育问题上。看到叶廷芳的两会建议后,他打电话给叶廷芳,想就一些问题和他交流,叶廷芳欣然答应。平时,如有记者来采访他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叶廷芳也是来者不拒。

此后在2009年,杨支柱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期间,其二女儿出生,他也因此被单位解聘并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杨支柱“卖身缴社会抚养费”的新闻,轰动一时。

杨支柱回忆,自己“超生”被处理后,叶廷芳给了他持久的支持。当时,何亚福拟了一份《建立中国兄弟姐妹节的倡议书》,建议以他二女儿的生日作为兄弟姐妹节,叶先生毫不犹豫同意作发起人。杨支柱为二女儿举办周岁宴时,北京许多对生育政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士都来参加,75岁的叶廷芳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并为孩子准备了1000元红包,硬塞给杨支柱,询问他生活是否有其他困难。

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叶廷芳频繁参加研讨会,联系有影响力的人士,为放开生育不懈努力。2008年12月初,叶廷芳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独生子女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当年12月底,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开放二胎研讨会上,他再次发言指出继续独生子女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社会活力和社会生态的消极影响,他还在会下不断“物色”新的政协委员,建议他们继续提出放宽生育的建议。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叶廷芳并未停止自己的工作。直至2015年11月,年近80的叶廷芳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召开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并在他人搀扶下上台发表了关于放开生育的演讲。当年12月,中央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我一直都在努力去做一切我能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会做可能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我还是要努力去做,因为这对一个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叶廷芳说。

人口学专家易富贤回忆,2007年以来,他与叶廷芳通信近百封,深知叶廷芳为中国人口形势的忧思,重视跟青年人的交流。2007年,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出版,叶廷芳为其大力宣传,2013年此书再版时,叶廷芳又为其写推荐语。

2017年5月22日,北京大学举办人口政策研讨会,易富贤建议邀请叶廷芳参加,主办方开始担心叶廷芳年龄太大、身体不便。易富贤坚持认为,叶廷芳从人文角度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不可或缺,“那次叶老声如洪钟、慷概激昂,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就人口问题发声,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老”。

叶廷芳有一个习惯,隔段时间就会将自己整理的文章,群发给一些要好的朋友。但从2018年后,许多朋友表示未再收到他的邮件,有人听说他健康状况不佳。2019年,易富贤给叶廷芳发邮件,收到他女儿的回复,“说叶老生病,无法回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逐渐形成共识。2021年,中国宣布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废除社会抚养费,人口政策由控制转向鼓励。王鑫海感慨,叶廷芳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了努力的效果。

叶廷芳逝世后,焦仲平撰文回忆道,“某一些事,也许多年以后才会显现出后果。而那些与这些事相关联的名字,会被一辈又一辈后人铭记在心,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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