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丨揭示文学的历史“内核”——读《自我的幻觉术》

文/陈岚

汪天艾的《自我的幻觉术》既是一部文学评论集，又是人物传记、历史评论和思想史评论集，保持了其一贯的博学与精妙，游刃有余地游走于文学经典与历史之间。她为历史灌注巨大的想象力，以名人传记和作品为视角，以文学化的演绎，来解读历史的细节。同时，她旁征博引，通过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赋予文学人物历史的厚重感。一个名人的一生反映的就是一个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命运。

文学家是揭露历史的人，但是文学家总是带有浪漫的乌托邦气质。他们知道自己是没法做成什么的（波拉尼奥语），但是他们表现出无所畏惧。而历史学家则常常拘泥于寻找档案的过程，论证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为了过分追求准确地再现历史，他们在无意识中让语言变得过于学术和复杂。然而，汪天艾通过自己阅读者的身份，实现了历史和文学的融合，浪漫与理性的融合，学理与虚构的融合，她不是再现历史，而是重写历史，写出一段有情怀的故事。

出现在汪天艾笔下的有广为人知的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聂鲁达、乌纳穆诺、伊莎贝尔·阿连德等，也有对中国读者不那么主流、但是在西语世界妇孺皆知的作家作品的解读，如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莱夫雷罗，西班牙作家豪尔赫·卡里翁、玛利亚·卡布莱拉等，在西班牙语文学爱好者的推动下，他们的作品《发光的小说》《书店漫游》等在近两年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汪天艾对西班牙内战及战后的知识分子群像进行了特写，对当代人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进行了反思，在最后还对经典作家进行了重读。在汪天艾对自己的阅读经历貌似天马行空地娓娓道来的时候，以下两条主线始终贯穿文中：

首先，表达对战争和独裁的厌恶，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

在西班牙内战和战后独裁时期，弗朗哥政权大规模清晰和追捕异己，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包括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安东尼奥·马查多、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等。历史选择遗忘、妥协与和解，但是汪天艾却通过还原多位西班牙知识分子的生平和作品，重现那一代人的创伤记忆，体现出作者对他们的无限同情。

《风暴中央：乌纳穆诺，一九三六》是开篇之作。对于汪天艾来说，乌纳穆诺就宛如高山上的树，迎着呼啸北风，他在1898年西班牙帝国衰败之后就深切关心西班牙命运，在1922年出版的《西班牙：思想之旅》一书中，他发自肺腑地呐喊：“西班牙让我心疼！”然而他的民族主义却被斥责为98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的过度悲观，控诉他们通过文学创作等种种渠道浇灭西班牙的希望。佛朗哥革除了乌纳穆诺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的职位，西班牙也从此与自由说再见。

在内战战火中，坚持从事书本和知识交换、组建乡村教育使团的的玛利亚·莫莉奈尔，在1939年3月31日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遭受了大清洗和迫害，但是她依然相信只有知识和教育才能拯救西班牙，用15年的时间编撰了《西班牙语用法词典》。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家人，却听到西班牙工人总工会时，还会把手指放在唇间说“嘘”。

最终，弗朗哥去世之后，苏亚雷斯成为推动国家民主进程的关键人物。他面临的不仅有军队的百般阻挠，也有美国的干涉。汪天艾揭露了与独裁政权沆瀣一气的美国中情局。在佛朗哥去世后的三年间，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美国中情局全面参与了西班牙的政权更替计划，想要控制西班牙的民主进程，干涉西班牙国内政治决策。

美国档案揭露了中情局对针对苏亚雷斯的政变的参与。然而，苏亚雷斯顶住了美国压力，坚持专注解决西班牙内部问题，并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好。多年之后，患有阿尔兹海默的苏亚雷斯已不记得自己捍卫过祖国的民主与自由，但是汪天艾重读他的墓志铭“协商是可能的”，以重现他对于西班牙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

拉美军政府独裁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是汪天艾特别关注的对象。通过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冬天之外》，汪天艾表达了其对独裁政权下小人物的同情，和“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般对自由的希望。《火的记忆》《智利之夜》《突然死亡》不约而同地都描述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自杀的那个夜晚。汪天艾把这些语句分别提取出来。文中的人民对阿连德的缅怀，也是汪天艾对处于世界体系外围的拉美国家掌握自己国运、实现民族自决的希翼。

在现代性危机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路易斯·戈伊蒂索洛笔下描写的人物。在《同时发生》中，作者通过纯碎片化的对各个阶层人群的白描，城市里的建筑是地图上的一个个符号，地铁图上的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每条生产线上的传送带把人送往不同的目的地，周而复始。

作者说：“对我来说，从小我就觉得中世纪是我的完美时代”。现代化、智能化让作为个体的人变得更加孤独。用这种方式，汪天艾表达了机器时代对人的异化、让人变得不自由的担忧。

其次，深入挖掘作家之间的思想纽带。

文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往往是读者津津乐道的谈资，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关注他们对对方作品的解读，以及连接起他们的思想纽带。汪天艾特别擅长用作家之间的“朋友圈”来为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间的辩论正名。比如，聂鲁达和加西亚•洛尔迦之间的友谊，鲁迅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小文，纪德讲演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普鲁斯特与纪德之间一段文学往来轶闻，法国诗人安托南·阿尔托不止一次提到自己与奈瓦尔的共鸣，帕蒂·史密斯也毫不隐瞒自己生活的方式与阿尔托无异。

通过这种方式，汪天艾证明了自己对名人名作解读的科学性。只有拥有大量的知识，才能实现对文本如此轻车熟路的驾驭。

“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发起人和倡导者李敬泽曾说：“文学的整体品质，不仅取决于作家们的艺术才能，也取决于一个时代作家自身有没有一种主动精神甚至冒险精神，去积极地认识、体验和探索世界。想象力的匮乏，原因之一是对世界所知太少。”

汪天艾正是集成了对世界，特别是对西语世界丰富的认知和想象力，虽然没有历史的宏大叙事，却与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合二为一。《自我的幻觉术》不失是一本优秀的非虚构文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