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青年｜三星堆“85后”教授舱长 见证5号坑“金斧”出土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杨博

自2020年9月起，三星堆祭祀区遗址重启发掘至今已有一年时间，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又一次震惊世界。文物出土背后，是众多考古工作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三星堆遗址此次发掘实现了科学性考古、多团队合作、多学科融合的新尝试，包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组建的专业团队共同参与贡献。

黎海超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今年33岁的他，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一名教授。此次，黎海超肩负重任，带领四川大学团队参与发掘，主管着5、6、7号坑的现场考古发掘工作，是三星堆祭祀区遗址3号舱“舱长”。 他几乎停掉了校园内的所有课程，一年多来，专注于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

9月3日上午，在遍地黄金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5号坑一侧，黎海超正指导学生使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坑中露出的金器进行初步检测。通过仪器的测试，考古队员可以了解金器的成分、初步判断金器的工艺。

黎海超是内蒙人，博士毕业后，他受聘于川大，来到成都安家。十分幸运的是，到四川不久，便遇上了三星堆的再次发掘，这对于主攻方向为商周考古的他来说难能可贵。

长期以来，考古、科技“两张皮”的局面为研究工作造成一些限制。怎样将考古这门传统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相结合，更好地使用新型技术为考古研究服务？来到川大后，黎海超推动成立了文物分析实验室，为“考古”与“科技”的结合架起了桥梁。这也为三星堆青铜器产地研究提供了便利。“我们有考古学科的背景，具有文科的‘根’，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把科技当作工具来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更贴切地解决考古学人所关心的问题。”

“三星堆青铜器的产地是很核心的问题，无论是考古学科，还是理工学科的人对它都各有观点。”黎海超说，比如，专门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者，可能在选择样品时仅针对社会、学术界关注较高的青铜器，而忽略了一些质量较差的小型器物。“不起眼的东西就不做分析了，得出的结论或许也会有些片面。”

而在文物分析实验室中，黎海超和他的同事们从考古学本身的问题出发。根据三星堆青铜器本身复杂的风格和技术进行分类，并针对每一种类别分别进行产地的探讨和研究。这样的结论或许更为全面。目前，黎海超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结论。

疑似“金斧”

最近，在黎海超所负责的三号舱内，5、6、7号坑分别又有新的重磅发现。在藏金最多的5号坑中，一件形似斧头的金器已经露头，这让考古队员既惊喜又惊讶。据介绍，那是一件形制或许类似于斧的金器，看起来并不大，但用料很多，可能比金面具更重。

“以往我们发现的金器都是片状的，因为黄金原料珍贵，古人在制作上多采用薄片状，但这件器物很不一样。”黎海超说，如果最终发掘发现这确实是一件斧子，那么三星堆就“更难以让人理解”了。他解释，在古代，金器一般不能当作实用器来使用，其原料珍贵、硬度软，一旦使用，斧刃将会磨损。古人做一把金斧头，到底有何意义？当然，也许这是一件装饰品或者其他类别的器物，无论如何这是研究三星堆的全新线索。

k6出土玉刀

此外，在6号坑已提取完毕的木匣底部，他们发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玉刀。黎海超介绍，这把玉刀和现代的餐刀相似，经过了工匠开刃，较为锋利。用处暂不明确。

看到全新的器型被发现，黎海超十分高兴。“新器型的出现，或许能够直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行。”他说，虽然发现时，大家会感觉很费解，考古队员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解读。但是，这是一种了解三星堆古代世界的新渠道，能够为未来三星堆的研究进展起到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一切都是值得的。

考古队员正在工作

老挝、越南、斯里兰卡、日本北海道……中国陕西、安徽、湖北、河南、云南……黎海超手中的手铲，曾在国内外多个考古工地上留下印记。众多的遗址中，三星堆的发掘仍然是特别的。

“从工作条件到工作方式、理念，三星堆的发掘都是独一无二的。”黎海超说，三星堆方舱式的工作模式，将许多设施集成在小小的舱中，具体到工作过程，多学科、精细化都是特色。

在他看来，三星堆考古发掘将发掘现场与研究有机结合，是一种全新的发掘方式，为精细化考古提供了典范。并且，三星堆发掘对于考古学科的人才培养创造了全新的条件，这是三星堆发掘的机遇，也是考古人的责任和使命。而在公众考古方面，三星堆则可以说是“中国公众考古的重要里程碑”。

发掘仍在进行中。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期待着，三星堆能够早日发现文字。但并不是某个器物上刻画的某个字。“我们现在缺乏三星堆当时时代的文献记载，如果能够有类似殷墟甲骨文的发现，那将十分重要。”黎海超说，这并不是全无希望。

实际上，根据目前出土的器物器型来看，三星堆带有诸多的中原色彩，而在青铜器原料的使用上，三星堆与殷墟也极为一致。“这说明在当时，三星堆和殷墟已经形成了密切的资源、技术和文化上的路径。”未来，倘若真有明确记载的文字发现，那将比数量众多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