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该如何书写生态和自然？李敬泽等几十位作家诗人相聚贵州遵义探讨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遵义报道

近年来，在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生态、自然、博物等主题正成为文学重点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作家、诗人投入到“生态文学”的创作中来。文学应该如何更好地表现自然，生态与诗歌有怎样的联系？诗人、作家本人是如何思考的？

9月4日，一场名为“生态：作为文学的方法——生态文学与自然诗歌”的研讨会，在贵州遵义绥阳“十二背后”旅游区举行。李敬泽、阿来、李少君、西川、陈东捷、沈苇、李元胜、陈先发、胡弦、陈应松、半夏、欧阳黔森、梅尔、季亚娅、谷禾、刘华杰、廉毅锐、何平、刘大先等人相聚一堂，展开研讨。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作家、诗人、博物学者，有哲学教授、建筑教授，大家从各自的视角、理解来讨论“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等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所理解的生态写作的相关方法和理念。

李敬泽

李少君

阿来： 文学应该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且不要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上

阿来对自然文学情有独钟，在圈内是有名的。他多年来一直比较关注文学作品之外的自然环境、植物学、动物学的书。他热爱到户外徒步、摄影，有着自己强大的自然知识系统。他在青藏高原拍摄植物，至今已积累几万张照片。此外，自然意识还渗透到阿来的虚构小说创作领域。比如阿来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蘑菇圈》是他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河上柏影》。每一本书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分别是虫草、松茸、岷江柏。“自然三部曲”也称“山珍三部曲”。

阿来

据阿来观察，当下的文学，多是聚焦人与人的关系，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丰富，却比较少触及。就算是触及，也不是专门关照自然本身，而是将自然作为一种意象的投射物，“它不再是自然物，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象征。荷花是什么？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象，它变成一种象征事物，梅花、兰花等也有其意义。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萎缩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

在这种写作习惯中，花，作为一种自然之物本身在唐诗中消失了。阿来专门去唐诗中寻找真正描写自然，不用意象的作品，只找到一首——唐朝边塞诗人岑参的《优钵罗花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在阿来看来，“叶六瓣，花九房。岑参观察到这花在夜晚和白天的不同情形，近乎今天的科学描述。”

陈先发：作家应该珍惜自然带给我们的启示

来自安徽的诗人陈先发，首先谈到他在双河溶洞里见到久远古来的化石的震惊感受，“在庞大的时间凝结面前，我突然感受到作为个体生命的人，是极其脆弱和短暂的。我觉得，文学在这种状况下，就能起到一种抚慰作用。”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陈先发还引用了苏东坡的《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务实，庐山烟雨浙江潮。”他还思考到，其实，地理在人类面前其实也有失败和困境，比如在工业进程面前，自然被破坏。但某种困境，同样可以给人类带来非常丰富的启示。作为作家、诗人，要珍惜自然给我们带来这些启示。”

李元胜：自然不应该仅仅是文学写作的一个题材

李元胜是诗人，也是一位专业级的昆虫摄影师，他出版过《中国昆虫记》《昆虫之美》《昆虫的国度》等作品。他谈到自己进行自然摄影一开始只是很感兴趣，没想到会跟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大地上跑了十来年后，发现自己写的诗，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平时在书房里想不到的题材、句子结构，会在户外自然涌现。我慢慢意识到，自然并不仅仅是我写作的一个题材，或者方法，它还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他进而认为，在当下，自然绝不仅仅只是文学写作的一个题材，它还应该构成文学结构性部分。”

刘华杰是北大哲学教授，他提到，现在的哲学研究不怎么关注自然。这是值得反思的。而现在文学对自然的表现越来越多，出现了像阿来、李元胜、半夏这样的有自然文学意识的作家。但是这样的作家数量还是太少了，“如果中国出现100位这样的作家，情形一定会变得更好。”

本次研讨由十月杂志社和诗刊社共同主办，是《诗刊》社首届自然诗会暨第六届“十二背后”诗歌节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十月》杂志首届十二背后·十月“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颁奖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在绥阳举办与生态相关的文学活动，非常恰切。这里地处遵义中部、黔北腹地。这里自然资源丰沛，“十二背后”占地600平方公里，地跨温泉、黄杨、青杠塘三镇，拥有十二秘境，双河溶洞是亚洲第一长洞，世界第五长洞，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也是“世界最长的白云岩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