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堂·师说丨词学专家谢桃坊①：我只想当一名真正的学者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2021年夏末秋初，在位于四川省社科院的家属院一间看起来很有年份的老式家属单元楼里，封面新闻记者如约来到谢桃坊先生位于五楼的家。三室一小厅，目测总共约60多平米。其中书房不足10 平米，三面皆书，一张用了很多年的实木书桌对着明亮的窗户，两盆小花映照，清雅可人。整理得干干净净。书房名为“奭”[shì]斋。“奭”这个字是“丰富”的意思。置身书房，最大感受是，干净，安静，然而又莫名地丰富。

谢桃坊今年已经87岁了，但他依然精神抖擞，虽已退休多年，却依旧老当益壮，没有半点的松懈，继续做着自己的学问。他衣履讲究，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皮鞋擦得铮亮，保持着老派名士的风度。他爱好运动，早晚总要抽出时间到浣花溪、百花潭散步。

    谢桃坊在书房

像谢桃坊先生这样的学者，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学者，也不是著名大师，但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充分克服了种种有限性，最大程度地燃烧了自己的热血，实现了少年的理想，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类精神的地基层面，帮助大众澄清概念，探索隐藏在宋词里的情感史，发掘隐藏在故纸堆里的无声惊雷，照亮了一段精神路程。

谢桃坊1935年生于成都东郊牛市口上水巷。1948年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到牛市口场外刘杲新先生的私塾读书习字。刘杲新接受过维新思想，很佩服梁启超，早年曾入刘成厚军幕，晚年落魄闲居务农，以学问深厚和精于楷书大字知名于蜀中。谢桃坊跟随刘先生从学，不需要像幼童那样死记硬背，而是从《四书集注》读起。每日上午听课问学，下午习毛笔字。先习柳体继习颜体，又习魏碑及何绍基字。

读完《四书集注》接着读《古文观止》《左传》等，谢桃坊进步很快。上课之余，谢桃坊在刘先生的书架上发现三部书：《古今说部丛书》《香艳丛书》，是笔记杂书，是消闲性质的，还有一本是《清代八贤手札》。翻阅后，眼前好像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世界，并且生发出想读一切的书的渴望。

谢桃坊拿了家里放在抽屉里的钱，去街上买书看。在春熙路广益书局，他买过新版《庄子》《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那时候会有文人在地上摆摊儿卖书。有一次，谢桃坊买回家一本《二程研究》。当时他还根本不知道“二程”是谁。但还真看完了。至今有些内容还记忆深刻，“我还买过一本成都漱石斋精印的分调类编的《草堂诗余》，里面的很多词作，到现在我会背。”这也给后来他后来专门从事宋词研究打下基础。但他同时也记得刘先生跟他说，“其实能真正读透一本好书，也就够了。”

时隔多年，谢桃坊对刘先生心存感激，“跟刘先生这里读书，我才算真正开窍。虽然跟着他读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对我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就是刘先生。”

随着知识眼光的逐渐开阔，一种更为清晰的东西在谢桃坊心里形成：把世俗社会的一切事物都看得轻微，想要追求一种高远的学术理想。这种学术理想，在他之后的曲折的人生历程中，时而明亮，时而暗淡，但始终没有熄灭过。这种理想，犹如灯塔，一直指引着他，帮助他不被现实的淤泥所淹没。最终他终于找到实现理想的方法、渠道、平台，拥有了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人生。曾在乡下务农，也在中小学教过书，最终他靠着强大的自学能力，当遇到机会，把自己一步一步锤炼成一位宋词研究专家，人文圈资深学者。

    谢桃坊书房

1950年，谢桃坊跟随全家从成都外东牛市口迁回成都东北郊八里庄老家务农。父亲身体不好，15岁的谢桃坊是主要劳动力，他很自觉、积极干农活，开荒种菜。他记得1955年秋，大丰收，“收成的各种豆，菜，南瓜，洋姜，堆得很高，吃都吃不完。”农闲之余，他读书、写字、画画。当时农协会有两个组，一个是武装队，负责保卫工作；另一个是青年组，负责学习知识、宣传。被周围人看出“有文化”的谢桃坊，当了青年组组长，带领青年组在农闲时间学习文化知识。

当时他带领大家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我自己也不懂，客观，主观，这些概念我都糊里糊涂的。我就念给大家听。”1951年在土改运动中，谢桃坊担任村文教委员，负责公文处理、布置会场等。1952年6月，表现积极的谢桃坊，被选到成都市扫盲师资训练班学习。就在四川省文联旁边的干槐树街参加学习。1953年成为成都市工农业余学校专任教员。工作之余，谢桃坊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书刊，爱好新文学创作。在文化馆他看鲁迅，读章太炎、屈原的《离骚》，《花间集》，高尔基小说，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像海绵一样，汲取各样的养分。

1953年12月，政府选拔一批优秀的年轻人，集中上文化补习班。别人都是高中毕业，或者读过大专，只上过小学的谢桃坊，也“莫名其妙被幸运地选上”。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深造机会。上课的老师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比如语言学家赵振铎的父亲教他们语文。尤其是提到植物老师，谢桃坊念念不忘，“我没读过中学。没有受过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我当时的植物学知识贫瘠，甚至会认为：小石头是大石头生的。”这次补习班极大地充实了谢桃坊的知识结构，也让他对自然学科保持了终身学习的浓厚兴趣，“做文科研究的人，一定也要多懂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就跟尽量多学一门语言的道理一样：有助于扩大视野，更新观念，拥有灵活多样的思维方式。”

1954年秋，谢桃坊被调到成都市郊区第三中心小学任历史与语文教员。白天上课，晚上政治学习，九点结束，同事们都会去吃宵夜。唯有谢桃坊点着煤油灯写作、看书，“那时候我有作家梦。尝试写写小说，写诗什么的。当然主要还是看书。”

谢桃坊爱上看哲学，历史，文艺理论。巴人的 《文学论稿》、斯特罗果维奇的 《逻辑》、黑格尔的《小逻辑》、维诺格拉多夫的 《新文学教程》、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苏联薛格洛夫《西洋哲学史简编》，何兆清的 《科学思想概论》、梁启超的 《清代学术概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尚钺的 《中国历史纲要》，列宁的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等，这些书，他都是反复读。20多岁就去世的俄国天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令他震惊，“写得太漂亮了！” 谢桃坊不再想当作家了，立志要当文艺批评家，“要像何其芳、周扬那样，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而且文艺批评可以把我对哲学、历史、文学的兴趣结合起来。”

要当文艺评论家，必须提高哲学理论修养。谢桃坊开始自学逻辑学，他精读斯特罗果维奇的 《逻辑》、黑格尔的《小逻辑》，“逻辑学对我来说，很艰难，但是好处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很艰深，我读了好多次也不太懂。但每读一次收益都很大，好像逻辑思维更清楚了。很多书看不懂也要看，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有真东西。”他认同冯友兰先生说的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最有价值的学科之一就是逻辑学。虽然有人会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算逻辑学。但严格来说，中国没有学科意义上的逻辑学。现在很多人说话不严密，写文章缺乏逻辑，没有形成内在的逻辑结构。就跟缺乏逻辑学训练有关。逻辑学是训练科学思维的学科。有的人说，几何学是科学思维，语言学家的思维，自然科学的思维，这些都还不能替代逻辑学。逻辑学是总结这些学科的最根基的学科。我也见过一些科学家写文章没有逻辑。”

对于谢桃坊，1956年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那一年的经济文化发展得相当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当教育部副部长。那一年，上大学不需要推荐报告，允许自由报考。而且不论学历，小学老师也可以报考，考文科的不考数理化，只考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外语调干可以免试。” 当时的谢桃坊已经工作三年了，属于调干，可以免考外语。他考得很好，也很自信，“刚考完我就回小学去把行李背回家了，我知道考取了。那年郊区有一千多小学教师报考，考上高等学校的只有八个人，有两个考入南充师范学院。当时小学教师只能在本大区报考，不能报考其他的。谢桃坊原本还想报考哲学系，想报考北大哲学系，但是后来了解报考哲学要加试高等数学，自己没有学过高等数学，自然也无法报考。他就报考西师中文系，历史系作为第二志愿，后来以第一志愿录取，就到西师去了。

进入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的谢桃坊，没有忘记自己今后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志向。在上课之外，他还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自学计划，立志建立一个广博、坚实的知识结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世界古典文艺理论著作，做了很多读书笔记。他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线索，从《老子》 《周易》一直到王夫之的书、廖平的《六译馆丛书》等，花了一年的时间搞通，这对他今后以后研究国学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基础。

1957年7月，还在读大学的谢桃坊重新思考学术道路，决定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专向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为此他改变了阅读兴趣，开始大量接触目录版本学、汉语音韵学、古典文学、社会历史学以及中国音乐史、中国交通史、敦煌学等方面的专业书籍。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历代的总集与别集，谢桃坊基本上做到了全部通读，而且这个时期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李景白教授、荀运昌教授、徐无闻教授、林昭德教授、赖以庄教授等先生都是古典文学各个领域研究的专家，功力深厚，他们的讲授使谢桃坊获得了系统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基础，弥补了自学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为了研究宋词，当时能够见到的宋词书籍，他基本上读完了，《宋六十名家词》的有些词，到现在他都可以背；最枯燥的万树的《词律》，那是很艰深很麻烦的书，他也把它看完了。现在还保存了一本笔记资料。

除了中国传统文史知识，谢桃坊的西方文学知识也没落下。吴宓先生给他们讲外国文学，由此谢桃坊读过很多外国文学的著作。俄国文学如《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冈察洛夫的《悬崖》，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这些他都读过。法国、英国的文学作品也读了很多。那四年他没有白费。有三年他放假都从不回家，一个是经济上很困难，还有就是他想利用寒暑假大量地读书。

1960年秋，谢桃坊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四川省温江专区广汉中学。他没有机会给学生上课，只能做一些杂务劳动。1963年3月，他主动请求回家乡成都近郊八里庄，从事农业劳动。之后15年，在时代的风雨中，谢桃坊在辛苦的体力劳动之余，默默积蓄着自己的知识世界。

1977年，中国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1978年秋，谢桃坊获得一个机会到成都圣灯中学（今天的49中）当代课老师。由于表现优秀，很快被转为正式在编老师。在认真教课之余，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研究梦。在平时没有课的时候，或者寒暑假，无论日晒雨淋，他都会每日步行往返二十公里，到城里和平街的四川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查阅资料。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统一组织招聘研究人员考试，谢桃坊以助理研究员被录取，于1981年3月分配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工作。

积累自己、准备自己几十年的谢桃坊，终于找到理想的人生归宿。这一年，谢桃坊 46 岁。此时的他，深感个人的理想——“即使它是合理的，而且为之作出艰苦的努力，但只有在国家昌明、经济文化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个人的命运不可能脱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在四川省社科院，谢桃坊终于获得了最佳的学术研究条件：有充裕的时间、丰富的图书资料和宽松自由的环境。这也被谢桃坊视为“人生第二次重大转机点。第一次是考上西师。”由于出众的研究成果，谢桃坊很快被评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副研究员、研究员，1998年被四川省政府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20年12月26日，被授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称号，杰出研究员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回望自己的学术历程，谢桃坊认为，当一个学者，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其次是问自己，对自己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不是真的感兴趣。这两者，谢桃坊自认都比较明确，“我对学术是有信仰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是为了寻求真知。即便一个小问题，我们弄清楚都不容易。学者就是寻求真知，逼近真理。在我初到四川社科院时即定下从事纯学术的宗旨，稳步地向着设立的目标前进。为此，我避免卷入人事和世俗的纠纷，不参加集体课题，也不申报课题，不与任何人合写书和论文，最好不参加任何学会，不作任何社会的兼职，努力守愚藏拙，不求虚名，不显示自己，踏实地沉潜地工作。现在我仅是一名普通的学者。学术界一些朋友为我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不是博士生导师，但我很满足了，因为要成为真正的学者是很不容易的，那已是一种学术高境了。”

在谢桃坊看来，“纯学术研究主要是寻求一种真知，它虽然跟现实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学术需要一部分人去研究，这个研究可以使这个民族或者国家在学术上达到比较高的境界，这才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真正的生命存在。”

少年启蒙有志于学，虽有坎坷却从未泯灭初心。靠着强大的自学能力，抓住在命运之河碰见的机遇。谢桃坊让自己的热情，投入融到纯学术事业里，得到同道、同业，以及渴望真理的一些年轻读者的肯定。只要他的著述一直在再版，一直在被阅读，他就得到了比镁光灯加冕带来的名利更长久的学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