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陈海龙：孃孃

文/陈海龙

我没有叫过母亲一声“妈妈”，这是我终身的遗憾。对母亲，我们一直喊“孃孃”，为什么要这样喊，至今仍是一个谜。

母亲不识字，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一辈子没有坐过汽车，一辈子没看过电影。

我老家是川南雪山关脚下的一个镇，是方圆几十里最热闹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交通闭塞，城里的电影队三月五月、说不定半年一年才下来一次，来一次就等于山民们过一次盛大的节日，四乡五岭的人都要跑来看电影，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如今的交易会。

乡里来的亲戚朋友熟人太多，一到放电影那天下午，家里长短板凳，一切可以坐的东西，早早地被他们“号”光了。尽管我多次鼓动母亲去看一场，她总是说：“你们去看，家里要人守着。”

那年，早在3个月前，就有消息传来说，县城在放一部“好看得不得了”的片子，叫《卖花姑娘》。至于如何好看，没有人过问故事情节，反正说是全场痛哭，散场后，大家都还在擦眼泪。

这个消息，搅得小镇几个月不得安宁。终于有一天贴出海报了，《卖花姑娘》定在初三那天放映。喜讯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一直漫过赤水河，传到贵州很远的地方。

我下决心要动员母亲去看一场。人生一世，电影都没有看过，实在太值不得了。母亲似乎也早就听到风声，知道这部电影好看，我没费多大劲，她居然同意了：“要得嘛，开个洋荤。”

街上人占着地利，早早地就搬长板凳到区公所外的大坝子里去占位子。还是初春季节，高山很冷，我们连烤火的炉子一齐抬出去，怕老人冻着，想让她舒舒服服地看一场。

那晚上究竟来了多少人？反正足球场一样大的坝子站不下，四周几大块麦地被踩得惨不忍睹，散场后的火把一直延续到天明，与第一次过红军的时候差不多。

乡镇上放一次电影就等于打一次牙祭，挂“档子”（银幕）、安“机子”（放映机）、扯电线到发电，一大串事情搞下来，已是晚上10点钟左右。开头照例放一大堆《新闻简报》，轮到最后才是正片。

正片多少年来都是《地道战》《地雷战》那几部乡亲们背得出来的电影。尽管是老片子，但每次人照样多、照样新鲜、照样热闹。坝子里一片嘈杂声，如蜂子朝王。看到熟悉的镜头，娃娃们提前就先吼了起来：“高，实在是高！”小伙子也时时会对身边的女伴说：“看，假地雷……是牛屎。”

那天晚上，坝子里出奇的静。纪录片放完后，天不巧下起了毛毛雨。夜已经很深了，全场没有一个人乱动。正片开始后，母亲木然地看着银幕，脸上静静地流着泪水。场上的哭声，将影片中的对话全部淹没了。

母亲病了，躺在床上还在问我：“都解放喽，还有那么苦的人？”我说：“那是朝鲜的事。”“不管是那个的事，反正不好。”母亲说，“以后我不看了。”

过了很久很久，山民们还在议论那天晚上的毛毛雨下得怪，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要在《卖花姑娘》最苦的时候下。母亲也说：“老天有眼，孝心感动天和地……”

几十年来，只要提起“电影”二字，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想起那个夜晚。

每当看到朋友们亲切地叫着“爸爸”、“妈妈”，我就会想到我的父母。我已没有了补偿的机会，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时时缠绕着我的心。只有清明节我可以放纵自己，长跪在老人的墓前，忏悔一生的过错。

【作者简介】

陈海龙，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航空作家协会会员、宜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西南军事文学》《红岩》《特区文学》《鸭绿江》《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滇池》《散文选刊》《文学自由谈》《神剑》等文学期刊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儿童文学近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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