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抵抗矿税太监抢劫的,不仅有东林的良知,还有人民的怒火

文史宴 2021-05-25 09:44 41017

万历二十九年六月,三十四岁的江苏昆山人葛成,决定干一件大事。

他原是一名普通的纺织工人,已在苏州城艰辛求生多年。

那时的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之一,丝织品加工业(如染色)也很发达。同为昆山人的顾炎武后来回忆说,明末之时,苏州城中有“机户数千人”——按每部织机需要三名工人操作来估算,那时节的苏州城大概有一千至两千部织机。考虑到嘉靖时代苏州城只有173部官营织机,葛成的“父母官”、时任江苏巡抚的曹时聘又说苏州东城的百姓家家户户都从事纺织业,如此便也可推测,当时绝大多数的织机,是由家庭小作坊在经营。

这种家庭小作坊,抗风险能力很弱。作坊主的利润不稳定,受雇织工的职业生涯也就难免颠沛流离。在给朝廷的奏报中,曹时聘曾如此描述苏州城织工的生存状态: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

努力找一份工作,努力让自己和家人活下去,便已然耗尽了这些织工全部的心力。葛成自然也不例外。

但时代往往并不怜惜那些努力生活之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制定时代的运转规则。两年前的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一桩新的时代变量,突然降临在了苏州城——一名叫做孙隆的司礼监太监,被万历皇帝授命“带征苏松等府税课”。

孙隆此前的职务是苏杭提督织造,对江浙一带的丝织业情况了解颇深。皇帝让他来负责“苏松等府税课”,便是看中了他比其他人更有办法,可以从百姓手中榨出更多的“税收”——自万历二十四年起,明神宗便以三大征(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朝鲜用兵、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为借口,疯狂对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与税使,由这些人绕过官僚系统,替皇权直接对民间百姓进行搜刮。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万历皇帝便利用太监,建立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新敛财系统。此举史称“矿税之祸”。

万历皇帝之所以更愿意起用宦官,而不再依赖传统统治基础官僚集团,是因为官僚集团内部,总存在着一些“从道不从君”之人,不但不肯切实执行他的敛财计划,还对他多所批评。而且,官僚集团的贪污腐败也让他很头疼,觉得官僚系统在敛财计划中的所得,已远远超出了皇权所得。所以,万历皇帝宁愿让中央与地方官员长期大量空缺,宁愿这种空缺影响政务的正常运作,也不愿任命填补。他更愿意组织一架由宦官构成的新汲取机器。

孙隆,便是这架新汲取机器中的一份子,也就是所谓的“矿监税使”。

那时节,矿监们的核心工作,是代表皇权监督民众开采金银矿。皇权在开采过程中一分钱不出,民众负责所有开采工作和成本,地方官府负责武力防控,开矿所得则由皇权和民众五五分配。矿监们没有兴趣探矿,更没有兴趣下矿洞,他们带着皇帝下达的任务来到后,往往选择直接将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到期便须缴足。至于该地有没有金银矿,开采是否顺利,矿监们并不关心。

税使的核心职责,则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也就是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这些税卡巧立名目,时人曾感慨,鸡有鸡税、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竟也要交鱼税。还有一种手段,便是直接制定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商户,到期便须缴足。至于该商户的经营状况如何,是赚是赔,税使们毫不关心。

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矿监税使们平均每年要向万历皇帝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宦官及其爪牙的所得,则约为进奉给皇帝的3~10倍。如山东矿监陈增麾下一个小小的参随程守训,被查抄时便搜出“违禁珠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

孙隆的敛财能力,同样优秀。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也就是负责“苏松等府税课”一年之后,孙隆向万历皇帝进贡了内库银3万两。这意味着,他和自己的爪牙们,这一年自苏松等地实际刮取的财富,当在10-30万两白银左右。孙隆的搜刮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他有两项基本手段:

(1)大量起用光棍与地痞流氓。他的参随黄建节本是酷吏,委任的税官汤莘、徐成等,则是苏州本地的光棍。这些人丝毫不在乎地方风评与父老人情,做起敛财工作来不择手段。

(2)大量设置税卡。时人称之为“榷网之设,密如秋荼”。孙隆对外宣称“止榷行商,不征坐贾”,貌似宽厚,实则“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敛财力度极大。

所谓“止榷行商,不征坐贾”,意思是新设税卡只向外来者征税,不向本地商户征税。但税卡层层叠叠,外地行商不愿自投罗网,随之便引发了连锁反应。先是“吴中之转贩日稀少,织户之机张日减”,没有了外地商人来采购,织户们的丝织品卖不出去,资金没法回笼周转,许多家庭纺织作坊便只能停产。然后,纺织作坊的停产,又连带影响到染坊没有了生意,也只能停产。最后,便是江苏巡抚曹时聘所目睹的结局:

“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万历二十九年,人祸犹存且正变本加厉——孙隆欲完成敛财额度,而苏州等地经济已因之前的搜刮严重衰退,孙隆便只能扩张爪牙规模并增加敛财力度,天灾又至——该年“大水无麦”“丝价甚昂”,水灾不但让苏州百姓粮食减产,还影响到了本地的蚕丝供应。粮食减产,米价便要上涨;蚕丝减产,丝价也要上涨。前者严重加大了纺织、印染工人的生活成本;后者严重加大了纺织作坊主的生产成本。于是乎:这一头,工人们越来越难找到工作;那一头,工人们的生活成本却还在直线上升。

那一年的苏州,流行过这样一首《税官谣》:

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

咨尔下民亦何辜?仰天天高不可呼!

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

四月的洪水毁了麦子,五月的洪水毁了稻子,所有的田间小路全成了茫茫河道。天啊,我们这些底层百姓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仰头问天,可天那么高,根本听不见我们的呼号。洪水杀麦杀稻也就罢了,却还有那税官,竟也要一起来杀我们!

织工们仰头问天“我为什么这么惨”的时候,孙隆也正头大如斗。他已然完不成今年的敛财额度,但他又必须完成今年的敛财额度。于是,他做了三件事情:

(1)挪用资金。“暂借库银挪解”。从地方官府的库银里挪用了一笔银子,来补足给皇帝的敛财额度。

(2)加大搜刮力度。派黄建节、汤莘、徐成等十二家税官下到基层去查税,“擅自加增”;时人称“无赖尽入其幕”,只要是进出苏州城,一只鸡、一束菜都得纳税。

(3)增税。“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该税率看似很低,实则是在每一匹缎、纱在运出苏州时已须由行商缴纳高额税收的前提下,又对织户做重复征收。

如此这般造成的后果是:

“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借自分饿死。”

“吴人罢市,行路皆哭。”

织户与商人皆不是傻子,知道继续营业只能亏本后,自然会选择关门歇业,甚至转行去做别的生意(时人称“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他们歇业后,靠着以前的积蓄,或多或少还能支撑一段时日。依靠他们的雇佣过活的纺织工人们,却就此走到了穷途末路,时人称“众闻大惧,谓且罢织,人人饥死”——饿死,已成了他们可以预期的命运。

六月三日,当众人“均苦之,莫可为计”之时,葛成召集了数十位织工圈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城内的玄妙观开了一次会(也有材料称葛成只是众多起事头领之一,并非最高指挥者)。会上,众人决定在第二天起事,“杀棍逐孙”,杀死那些由地痞流氓充当的税官,并将孙隆逐出苏州。葛成愿意做起事的首领——自然,这也意味着他极大概率在事后被当成“首恶”遭到诛杀。葛还要求众人不可波及无辜,一切举动“皆视吾手中芭蕉扇所指”。

葛成率两千余名织工来到黄建节掌管的税卡时,黄正在盘剥一名卖瓜者。此人入城时已经缴纳了瓜税,卖掉瓜后在城内买了四升米,出城时又被要求留下一升米充当米税。织工们见状,“遂共击建节,毙之”。随后,又转往其他税卡,击杀了徐成等人,并纵火焚烧了汤莘等人的房宅,“凡税官之在地方者皆殴杀之”(有材料称被杀者还包括这些人的家属,且有裂尸泄愤的行为)。

最后,队伍包围了织造衙门,葛成则单身前去拜见苏州知府朱燮元,表示“愿得孙税监而甘心”。苏州官场无人敢交出孙隆,只能一面安抚纺织工人,一面帮助孙隆迅速逃往杭州。

起事后的第三天,税官们已被织工惩治殆尽。第四天,织工们在城内六门张贴榜文,称“为民除害”之事已毕,“四方居民各安生理”,已可恢复正常生活。第五天,地方官府开始动作,下令逮捕“为乱者”。葛成于是主动前往自首,称:

“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以。若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

葛成遂因此入狱。地方官颇受感动,为其改名“葛贤”。时人称,葛成入狱之时,“哭泣送之者万人”。

此后,葛成便长期被关押在了狱中。这种处置,或许是因为官府考虑到判决葛成死刑并即刻执行,可能会再次引发骚乱——为了杀鸡儆猴,孙隆后来杀了一个回马枪,将参与玄妙观起事盟誓的机户王秩和牙人敖祯指为领袖。王秩当时年已八十,遂死于狱中;敖祯被流放充军。

十余年后,葛成碰上“肆赦”(朝廷偶尔举行的大规模特赦)出狱。当地绅民并未忘记他,多以“葛将军”作为对他的敬称。有一位叫做程尚甫的新安富商,或许是看葛成孑然一身,还赠了一名“艾姬”给他。葛收下后,又将之送还了母家。

崇祯三年,葛成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人们将这位伟大的明朝底层百姓,葬在了另五位伟大的明朝底层百姓的旁边——那五位百姓,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与马杰,曾痛殴锦衣卫、痛骂魏忠贤,然后引颈就刃,慷慨赴义。

葛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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