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灾难突降中国，汶川地震刺痛国人之心，引发了一场全民参与的人道大救援。这一年，中国民间慈善力量在救灾中迅速觉醒和崛起，出现第一次全民慈善大爆发，但救援分散无序、意识不清晰、工具不专业等诸多问题也集中显现。
十年后，经历多次灾难救援的锤炼，中国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专业能力逐渐提升，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
5月11日，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和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中国慈善联合会携手多家机构在成都举办社会力量救灾论坛。论坛上，多名来自社会组织和学界的专家，梳理了四川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十年之变，并就协同平台的搭建提出各自的建议。
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部副部长李柯
汶川地震
有组织派遣的志愿者不到5%
“汶川地震是中国应急管理的一个节点。”11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张强说。汶川地震中，社会力量迈出参与应急救灾的第一步，意义重大。但由于意识不清晰、组织能力不足等基础性问题，社会力量并未起到有序、有效的救灾作用。
据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部统计，汶川地震发生后，进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人数高达300万人次以上，后方参与救灾的志愿者达1000万余人次，但有组织进行派遣的志愿者不到5%。
回首汶川地震社会力量参与救援情况，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部副部长李柯认为，志愿者凭着一腔热情参与救援，各地志愿者蜂拥到灾区，出现了重复救援、重叠服务等资源浪费现象，一些志愿者因为自身保障能力和风险管理的不够成为了被救援的对象。“不少爱心物资也因此浪费，这恰恰说明了需求供需的对接不畅。”
因此，汶川地震之后，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如何提高民间救灾的效率。“我们行业中的许多人，都在思考如何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机制，大家觉得，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要引导广大碎片化的爱心和无绪的民间救援行动，变成高效的民间专业救灾力量。”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张强说。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张强
五年检验
芦山地震救援更加理性有序
有了汶川地震救援的经验和反思，芦山地震应急救援更加理性、有序。共青团四川省委社会联络部副部长李柯提到当时的一个创新举措——省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下设社会管理服务小组，在灾区第一时间组织成立了抗震救灾社会组织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专门协调、对接、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芦山地震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中国慈善联合会召集7家会员机构以及民政部多个部门，召开了中国救灾史上第一次政社全面协调会议，会上达成共识——政府是救灾的主渠道，社会组织积极配合政府救灾，推动社会组织救灾机制的变革。2013年4月21日早上，中慈联正式向各社会力量发出动员，呼吁大家理性、有序、高效、透明地开展救灾行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慈善行业组织代替政府发出救灾动员。
对比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中各组织间交互情况发生了良性转变。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分别从物资、信息、资金、行动四个维度，测量后分析发现，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社会组织间信息交互增加，政社合作双向沟通频繁，政社之间资金交互更活跃，物资交互更多元，组织间联合行动活跃程度极大提升。
十年展望
总结四川经验 搭建社会力量协同平台
汶川地震十年来，以慈善组织、志愿者为主的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热情持续高涨。通过多次重特大自然灾害的锤炼，社会力量在款物筹集、紧急救援、物资发放、心理抚慰、灾后重建等方面的能力和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已经逐渐成为政府救灾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
社会力量蓬勃发展同时，目前还存在与政府部门衔接不畅、缺少准确的信息来源，缺乏统一的协调调度，缺少专业的技术能力和标准规范指引，缺少国际救援经验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说：“这些问题会影响救灾工作效率，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机制创新，营造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救灾的政策环境和活动空间，促进社会力量更好发挥作用。”
张强则认为，国应急管理顶层设计正逐步完善，从乡村、社区到县、市、省到中央，每一层都有应急管理机构。四川已建成社会力量协调中心、群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地协调站等，应急管理机制比较完善，而其他省市社会力量协同平台还在搭建当中。“四川要尽可能总结好汶川地震带来的宝贵经验，形成制度化的模式。”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实习记者钟晓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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