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①刘婧、周毅: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张中信创作研究

四川文学网 2021-04-18 09:55 33897

文/刘婧、周毅

一、文学地理学概说及研究现状

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研究者极大关注的一门新兴学科,其拥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与批评范式。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大体指向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或称文地关系)。(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在中国,虽然文学地理学是在近三十年才拥有其正式的名称、内涵、方法与体系,但考察地理对文学的影响,研究文学与地理的相互关系,则是自古有之的思维传统。

晋代陆机所著《文赋》中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刘勰所著《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二者讲的都是四季气候、物候引发文人对于生命和世界的情感体验。而《文心雕龙·明诗》中讲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页。)这也是在说明地理要素对于文学生产的触发作用。王国维之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撰,叶长海导读:《宋元戏曲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是从时间维度强调文学发展的时代性,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文学亦有显著的地域性。地域差异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班固《汉书·地理志》,到魏征所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唐〕魏征,等编:《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0页。),再到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研究成果中都可以得见地域特征对文学的影响。再以现当代作家作品为例,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平”、废名的“黄梅”、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王安忆的“上海”、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香椿树街”等等,都是“一地有一地之文学”的佐证。

在学界,“空间研究”大热后,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注重文学研究的“时空并重”。文学地理学便是针对文学研究的地理空间角度应运而生的一门学科,它使文地关系的研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现代文学地理学研究被普遍认为是从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地理”发轫的。其借鉴西方近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启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系统研究的篇章。20世纪前半叶,不少学者都发表过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或言论,如刘师培、汪辟疆、王国维、鲁迅、林语堂、冰心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有不少学者也将眼光投向了文学地理学。在金克木、袁行霈、严家炎等学者的倡议下,文学地理学逐渐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经由杨义、陶礼天、夏汉宁、邹建军、曾大兴、梅新林等学者的发展,文学地理学目前已成为国内研究界不可忽视的学科新动向。例如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就提倡要让中国文学接通“地气”,关注地理对文学的影响。邹建军则提出如“地理基因”“地理思维”“地理感知”“地理记忆”“地理想象”等一系列文学地理学批评概念,促进了文学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完善。曾大兴则提出要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 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5页。)的一门二级学科。在我国,文学地理学近二十年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之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特征与地域差异之研究、文学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研究、地域性文学流派、文学群体之研究以及其他问题的研究等。(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01-403页。)代表论著有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曾大兴等主编《文学地理学》(论文集,已出版数辑),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文学地理学研究》《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邹建军《江山之助》《文学地理学与当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邹建军、胡朝霞《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等。

我国的文学地理学也吸纳了部分西方理论资源。在西方,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是早期关注文学与地理关系的代表性学者。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阐述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尤其强调了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65-364页。)而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乃至空间批评、生态批评等也的确影响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如迈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里就辟专章探讨了文学创作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R.J.约翰斯顿编著了人文地理学扛鼎之作《人文地理学词典》。卡尔·索尔、拉策尔等学者也探讨过文化、人类学等与地理之间的关系。

应当说,这个学科继承了我国自古以来历代学者的学术积累,融合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方法,关注到中国独特的地理情况与丰富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国学者为解决中国文学研究的“失语症”问题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尽管作为一门学科,文学地理学还比较“矮小”,但其批评方法已比较成熟。

文学地理学批评是“一种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同时兼顾文本创作与传播的地理环境的文学批评实践”。(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页。)“文学地理批评可以分成对作家的地理批评、对作品的地理批评、对文学思潮与流派的地理批评、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以及总体文学的地理批评……”(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8页。)尤其随着文学地理学学会的成立和历届年会的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呈上升趋势。因此也出现了诸多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开展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邹建军的《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就提供了一些批评实践范本。另外,亦有不少硕博研究生选择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开展相关研究、写作毕业论文。代表成果有庄文泉《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颜红菲《薇拉·凯瑟小说中的地理叙事研究》,杜雪琴《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问题研究》,陈富瑞《汤亭亭小说中的家园空间研究》等,此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建设丛书》收录了一些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成果,也为文学地理学批评“如何做”等问题提供了范本和方法。

在幅员辽阔、文化多元、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中国,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显得更加密切。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研究地域文学,发掘作家、作品和作家群的地域特征不仅是行之有效的,对于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而言,也是必要的、可贵的、有意义的。

二、大巴山之子张中信

张中信,字峰源,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至今已出版《风流板板桥》《匪妻》《失语的村庄》《哦,野茶灞那些事儿》《红尘书》《成都书》等著作二十余部,在国内各类报刊发表作品逾三百万字,作品被国内数十种选本收录。《神韵巴中》《野茶灞时光》《成都书》《通江书》荣获四川散文奖、四川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和“大巴山文艺推优工程”优秀作品奖。他的创作涉及多种文学体裁:小说、散文、自由诗、旧体诗和散文诗等,是一位比较全能的作家。

张中信是大巴山的儿子。大巴山脉位于中国西部,是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区山地的总称。其北临汉水,南近长江,东介汉水与大洪山相望,西介嘉陵江与摩天岭相对。地处川东北的大巴山,谷坡陡峭,重峦叠嶂,“清荣峻茂”,山高水长,豪迈的山歌、狂野的放排号子在峡谷之间荡气回肠。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地域特征较为统一,它不仅养育了既粗犷又柔情的巴人,还孕育出一群被称之为“大巴山作家群”的文人志士。张中信即为其中的一员骁将。

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不论走到哪里,张中信始终以故乡为基点,用泥土的姿势守望,站在大巴山深处远眺。他以“野茶灞”“板板桥”“诺水河”“文笔山”“中峰洞”“野人山”等大巴山的名迹风物为坐标,书写着韵味悠长的乡土风情与诚挚动人的世情百态。

三、文献回顾: 从地域文学研究到文学地理学批评

就有关张中信的评论与研究而言,王应槐所著《张中信创作论》按照不同的创作体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评述与研究,是目前比较系统的论著。书同主编的《泥土的姿势》收录了大量对于张中信其人其作的评论文章,文章时间跨度可达二十余年。海梦、梦痕、意西泽仁、王应槐、书同、上官燕、陈礼贤、朱先树、杨通、张万林、黎政明、康良琼等作家、批评家均为其作品写作过相关评论,如《多情重义真诗人——张中信散文诗集〈失语的村庄〉(第Ⅱ卷)序》《内心的坡度——读张中信散文诗集〈失语的村庄〉》《张中信:乡土的守望与突围》《触痛灵魂的精神原乡——张中信诗小说、诗散文创作谈》《泥土的姿势:一个人的执着与坚守——青年诗人、作家张中信创作评述》等。

张中信创作研究已具备一定规模。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地域书写、乡土叙事、主题探究、创作风格、美学意蕴等方面展开。例如李秀东《浅论秦巴文化与张中信的创作》,刘婧、周毅《在大巴山深处远眺——试论张中信的地域书写》《论张中信作品地理空间的建构》,徐非《大巴山的原生态文学范本——读张中信长篇小说〈哦,野茶灞那些事儿〉感怀》等就是从地域书写角度展开的。赵剑锋《乡村叙事:眉批与拯救——读张中信散文诗集〈失语的村庄〉》,刘松林《乡村的思考与批判——张中信散文诗集〈失语的村庄〉(第Ⅱ卷)序》,孙悦平《张中信文学创作的乡土情结及背后》《张中信陌异厚重的乡土创作》等就是围绕乡土书写讨论的。意西泽仁《新笔记小说的实验者——张中信新笔记小说〈匪妻〉序》,红狼《传奇、志怪和通俗的大巴山故事——浅析张中信笔记小说集〈匪妻〉写作特色》,上官燕《在故园的台阶上晾晒生命的情节——试析张中信诗散文创作的灵性美质》《“笔”波荡漾的精神原乡——张中信诗小说情感美度赏析》,以及杨柏河《从另类风格看另类人生——读张中信笔记体小说〈匪妻〉》等,则是针对作品主题、创作风格和美学意蕴等方面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因张中信是第三代“大巴山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亦有一些学者在进行“大巴山作家群”研究时提及其人其作。

纵观研究现状,地域书写和乡土叙事是研究张中信创作始终绕不开的话题。这是由作家作为大巴山的“代言人”、家乡的守望者在创作中始终铺陈的地域底色与乡土情怀决定的。在现有研究中,以地域书写的角度切入张中信创作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质量较好。例如刘婧、周毅《在大巴山深处远眺——试论张中信的地域书写》就对张中信作品显示出来的地域特征、风格特色进行了恰当的概括与评述。李秀东《浅论秦巴文化与张中信的文学创作》论述了秦巴文化对张中信创作的深刻影响,并认为其创作以乡土为文化支点。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有关张中信的现有研究成果几乎都显在或潜在地涉及张中信对于家乡野茶灞、板板桥或者大巴山名胜风物的书写。

诚然,从地域文学研究角度切入张中信的创作是最有效且最理想的做法,在较长时间的积累中,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较为喜人,但同时也存在可提升的空间。

研究对象范围可进一步扩大。现有部分研究仅针对张中信的一部或几部作品展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研究对象庞大的体量和多元性,不便于对作家作品进行整体性把握。

研究概念需进一步明晰化。“地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如果“地域文学”或“地域书写”缺乏公认的定义或术语,外延过大,评论就容易变成泛泛之谈。

研究方法应更加系统。从地域文学角度介入作品,如果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或方法支撑,研究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便会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倘若要在现有基础上开展张中信创作研究,进一步挖掘其创作价值,便亟须一个契合作家的创作理念和主题风格,能够体现其创作特色,映衬其创作底色,并且相关概念明晰、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

那么,不得不说,文学地理学是非常恰当的选择。

目前,并未有以文学地理学研究和批评方法来研究张中信其人其作的成果。但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深入探讨张中信的地域书写无疑是有效且具有开拓意义的。

首先,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等”。(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它关注文地关系,而实现文地关系转换的中介主要是作家的生命意识和地理基因。张中信出生于巴中通江一个叫野茶灞的小村落,少年至青年时期在大巴山各地生活、工作和游历,在人生风浪的淘洗中,又来到成都定居。他的创作始终携带着浓厚的地域元素,以家乡作为创作基点,描摹乡土记忆、关照城乡变化、感悟人性世情。久而久之,其作品之中亦形成了独特的地理空间。依托巴山基因,张中信将自身强烈的地理感知化作文字,逐渐形成其创作的基本特征:外向维度的景观抒写和内向维度的原乡情结。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方法与张中信的创作特色高度契合,在此视野下研究其文学创作是行之有效的。

其次,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还在建设中的学科,理论的验证和完善需要长时间、大规模的实践。诚然,目前已有许多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但多数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完成的,研究对象也大多是外国作家。如前文所述,类文学地理学思维在中国源远流长,文学地理学建设也以中国学者为主力军,再结合中国极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分异,以此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无疑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四川文学近年来势头良好,创作实绩喜人,涌现了阿来、罗伟章、蒋蓝等著名作家。“文学川军”在扎根四川、走出四川的道路上蓬勃发展。四川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镇之一,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大巴山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封闭性,但大巴山地区自古便有重要的交通和军事意义。到了现代,这里还是重要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大巴山地区的米仓古道,亦是衔接秦巴地区的关键之路。这里水路众多,气候适宜,天高地阔,滋养着粗狂又细腻的巴人。作为这片土地的儿子,张中信数十年如一日地状描山川、传达乡情,可谓赤诚。开展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可以充实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并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以及理论方法的完善提供一定参考。

最后,从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上讲,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张中信创作研究对于开掘大巴山文化、丰富四川文学构成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的。在旅游开发、政府建设、文化景观塑造等方面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应用价值。

四、术语与方法

开展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需要厘定一些问题,划定研究对象的范围,确定研究概念、术语,并选好研究方法与角度。

首先,就“地域文学”“地域书写”中的“地域”这一概念而言,需要再进一步厘清其内涵与外延。在许多论著中,对于“地域”的限定和阐释是相对模糊的,最明显的是将“地域”与“区域”混为一谈。文学地理学研究当然绕不开对于“地域”“区域”“地方”等概念的梳理。虽然“地域”“区域”都与“地方”有关,但差别在于“地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区域”则是依据人为的需要划分的。曾大兴指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地理边界又比较模糊的文学,就是‘地域文学’;反之,其内部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并不一致,其地理边界又很清晰的文学,就是‘区域文学’”。(曾大兴:《地域文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年第1期,第4页。)对于“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的研究而言,周磊认为,差异则体现在“文学地域更多的是针对不同地域所进行的差异性研究,文学区域的研究则更加重视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以及整体性研究”。( 周磊:《文学地理学关键词:地域与区域》,《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第59页。)由此可见,本书所论及的“地域”是指自然形成的、边界模糊的、有大体一致的自然和文化特征的泛指化“地方”。具体而言,是指以通江、巴中等地为核心,自然与文化特征大体一致的地方文学。

其次,文学地理学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有何异同?二者共同点在于都关注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两者间的互动,都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长期以来,地域文学研究成果丰硕,涌现了诸如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等一大批重要论著,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地理学在地域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上,逐渐也形成了一套方法、原则和体系。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建设者之一邹建军就在长期的研究和集思广益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术语。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主要推动者之一曾大兴则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原则等。所以在共同的基点上,文学地理学可以阐释、补充地域文学研究,二者可以形成有机联合。

再次,一般而言,“文学地理学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但作品与作家有着血肉联系,所以文学地理学批评应以作品研究为主、作家研究为辅。《匪妻》《哦,野茶灞那些事儿》《失语的村庄》《红尘书》《通江书》《成都书》《童话时光》《神韵巴中》《风过野茶灞》《野茶灞时光》《野茶灞纪事》等十多部作品,是张中信创作生涯中的代表作品,可以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关键词与方法进行研究。本书将用到以下关键术语:地理基础、地理空间、地理意象、地理景观、文学景观、地理故乡、地理感知、地理基因、地理叙事、地理约束、地理诗学、地理观念、地理思维、地方感、地方特性、地理品质、地理想象、地理记忆、地理根系、地方认同、恋地情结等。研究方法则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为主、遵循文学地理学批评原则,辅以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对比分析法、信息分析法、区域比较法和经验总结法等,以期“熟练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术语,充分体现地理意识和空间意识,充分体现文学地理学的思维特点,严格遵守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规范”,(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页。)做出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

五、主要内容

最后,谨对本书主要内容做简要说明。本书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梳理张中信作品中重要地理景观的呈现,说明其如何运用非虚构手法陈列大巴山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地理基础。在大量的景观陈列、独特的地理叙事中,作家也逐渐完成了自己作品地理空间的构建。如乡村空间、都市空间、河湖空间、山地空间、峡谷空间、溶洞空间和革命遗址空间等。正是在自然地理意象运用与人文地理意象开掘的交织并行中,作家完成了一幅清晰的“大巴山素描”。

第二章说明现实的大巴山是如何变成作家笔下的大巴山的,也即作家是如何开掘其内涵与韵味、如何形成自己的原乡情结,并且不断丰富大巴山的审美空间的。“所谓‘地理基因’,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9页。)张中信身上有显著的大巴山地理基因,同时还有“家族基因”“文化基因”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大巴山的文学表达。强烈的地理感知和个性化的地理基因同样也影响其对大巴山的地理叙事和地理想象。作家自身对于地理因素的运用和表达非常自觉,这些在具体文本和作家创作经历中都能得到确切的印证,其开掘“大巴山”就是在地理基因的激活和地理感知的调用中完成的。

第三章主要研究张中信作品中对于人文的大巴山的书写。大巴山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其独有的地方特性与地理品质,值得细细欣赏和品味。这着重体现在巴山小人物的生命韧性和方言、俗语、号子、山歌等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文学传达两个方面。张中信刻画了一系列“小人物”,他们一个个生动立体,有血有肉,可谓是大巴山“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正是他们组成了乡村社会的真实缩影,体现了大巴山的人文气质,展示了大巴山的地方特性。张中信在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土话、方言,常穿插山歌、号子或刻画放排情景等。这些文化景观则凸显、丰富了大巴山的人文特征和地理品质。

第四章重点阐述张中信的大巴山书写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不管是作品中流露出的“乡村—城市”的双重体验,还是对于大巴山文化的深沉审视与评判,都表现了一位乡土作家的敏锐与良知。作品中所体现的作家对于母地文化的自审意识是深切而真挚的。正是因为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爱得深沉,才会以足够的深度进行审视。从张中信的大巴山书写所体现出的地理思维和地理观念中我们也能意识到,大巴山不只是民族的,作家寄寓其中的审美体验与生命感悟也可以与世界文学接轨。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引用须注明出处:刘婧、周毅《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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