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教授
文/慕津锋
2021年春节前夕，我本想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去双井恭和苑给88岁的严家炎教授拜个早年。但严夫人卢晓蓉女士在电话中告诉我，因疫情影响恭和苑已经封闭，朋友都进不去。我说没关系，那我把礼物放在收发室，您们有时间拿一下就行。随后，我在电话中送上了我对这对老人的新年祝福。卢老师高兴地说：“感谢文学馆的朋友还一直记挂着我们。”
我和严教授、卢老师相识很多年了，但我们最近一次见面还是去年1月初。一转眼，一年的时光匆匆而过。那次见面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至今想起依旧历历在目。
2020北京第一场雪让城市的空气格外清新，又有些寒冷。
笔者拜访严家炎教授
1月6日上午，我与办公室的汪静茹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往位于北四环外的蓝旗营小区，拜访北大著名教授严家炎先生。前一天，我便和严教授的夫人卢晓蓉老师联系好了。
当我敲了几下门并大声报上名号后，卢老师热情地开门迎接我。记得上次见到卢老师还是半年前，当时她和严教授来文学馆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们在回忆大厅简单寒暄了几句。卢老师可是名门之后，她的爷爷是中国著名的船王卢作孚。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帮助国民政府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历史学家将“宜昌大撤退”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冯玉祥夸卢作孚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一九五五年五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中国的近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轻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工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金庸
卢老师一见到我，就笑着跟我说：“小慕，我前一阵在看凤凰卫视播放的纪念金庸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录片时，见到你在片子中侃侃而谈的风采，在所有的嘉宾中可能你是最年轻的。年轻人，大有可为呀。”
听卢老师这么夸我，我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卢老师，您太过奖了！我都不知自己讲了些什么。跟严教授这样的大学问家比，我这个小学生简直是班门弄斧。只是希望自己能为纪念金庸先生做点事情，他在我们心中是一座丰碑。”
在卢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边说边走进客厅。这是我第一次到严教授位于蓝旗营的家中。客厅布置的非常简洁：一排书柜，一个沙发、一个茶几，一个餐桌。一个大教授，家中竟如此简朴，只有书香。也许对于做学问的人而言，只要有书就是最幸福的事了，其他夫复何求。
当听到客厅的谈话声，严教授快步从书房走出来。看到我这位晚辈，严教授微笑着伸手致意：“小慕，你来了。我一直在等你。”我赶忙快步走上前，握住他的手，向他送上我的新年祝福：
“严老师，您好！今天我来是专门代表敬泽馆长和文学馆全体同仁祝您和卢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您能继续支持我们文学馆的工作，并多提宝贵意见！”
已是八十七岁的严老，手握上去很有劲也很暖和，而且精神状态看上去也非常的好。当我说完祝福，严老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这么冷的天，还要麻烦你们过来。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很好，每年都举办很多有意义的文学活动，为中国留下了很多宝贵资料。真的很不错。”
看着我和严老一直站着说话，卢老师忙叫我们坐下来聊，并吩咐阿姨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果端上来。严老示意我坐在沙发上，他则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藤椅上，卢老师为我们沏了一杯上好的西湖龙井。很快，屋中便洋溢着淡淡的茶香。我和严教授、卢老师边喝茶，边摆起龙门阵。
严家炎主编的《大师金庸纪念专集》
“严老师，前不久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本您主编的《金庸纪念集》，里面收录了许多老友怀念金庸先生的文章。我刚刚看完这本书。书中有不少第一次披露金庸先生的照片和书法，对于金庸迷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珍贵资料。”
听我讲完，严老有些惊讶地问：“书出版了吗？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也许，出版社把书寄到北大文学院了，院里还没转给我。”
我没想到严老还没看到该书，看来我是先睹为快了。我和这本书的责编比较熟，有一次看到她发的朋友圈，就厚着脸皮向她索要了一本。
“严老师，原来您还没看到这本书。没关系，我回去问问这本书的编辑，我和她认识。如果可以，我让她以最快的速度寄给我一本，我再给您送过来。我也是前一阵看了她发的朋友圈，见到她编辑出版了您担任主编的这本书。我是个金庸迷，一看此书便心痒痒，所以我就厚着脸皮管她要了一本。
这本书有一部分文章源自去年12月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的金庸纪念版杂志。写的都是朋友的回忆文章，里面有很多故事，可读性很强。
很可惜，我没有见过金庸先生。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我也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能简单地归为通俗武侠小说。我们这一代70后，在成长中，深受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部部都是经典。我们那时候男生都是互相借着传看，因为借书的人太多，大家借到后都要夜以继日地读。我们差不多都是上课偷着看，去厕所蹲着看，在被窝躲着看。我们这一代所受的中国儒家“仁义礼智信”，以及对国家要忠、对父母要孝、对朋友要义，大多源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先生通过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描述的纷扰复杂的江湖，向我们讲述着他所要表达的中华民族一直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精神。而恰恰是这种精神，直到现在还在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傲然地屹立在世界。这种异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其实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自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金庸先生去世的当晚，整个华人世界、所有人的朋友圈都在哀悼这位老人的去世。因为他的作品影响太大了，凡有华人的地方，一定有金庸的武侠。
他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文化的标志，虽然现在早已不是武侠的时代，但武侠的精神一直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中。
也不知为什么一谈到金庸先生，我便如此激动，一讲便有些刹不住了。还好，严老静静地听我“班门弄斧”，有时还轻轻地点头表示赞同。
其实，中国大陆最早还是严家炎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声，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正名。直到今天，严家炎教授都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丰富生动的情节，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他认为金庸小说能够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甚至令人废寝忘食，靠的就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在叙事艺术方面，金庸将大仲马式西方小说开门见山地切入情节以及倒叙、插叙、闪回、推理的手法，戏剧中“三一律”式的严整结构，电影中镜头推移、组接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小说讲究伏笔、悬念、转折、一张一弛的节奏起伏等技巧融合在一起，中西合璧而又浑然一体，兼有多方面的妙处，这就使他的情节艺术具有极其大的魅力。
听我谈完金庸，严老轻轻的说了一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会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认可。他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小说家。”我非常认同严老对金庸先生的这个判断。
此时，坐在旁边的卢老师突然问我，“小慕，我记得以前你说你在成都买了房？是吗？”
听卢老师这么一问，我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我怎么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件事呢？我只得摇着头笑着回答：“卢老师，我没在成都买房。现在成都也限购了，我没资格买呀。我确实非常喜欢成都，我跟我爱人说过，等退休了就回成都养老。和一些亲戚朋友，到文殊院、大慈寺、人民公园，每天喝喝素茶，打打麻将，吃吃豆花，摆摆龙门阵。成都这个地方真是安逸，生活节奏慢悠悠的，有美食、有美景、有文化、有历史，其实很适合文人在那里生活。我每次回到那里，每次看到马老（马识途），真是羡慕那里的生活。”
当听我谈到马老，静静地坐在藤椅上的严老突然说道：“马老最近还好吗？这位老大哥，真不简单。说起和马老交往，我记得有一次马老还问我：咱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当时真是没想起我们到底是在哪一年认识的？是怎么认识的？后来，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个朋友吕德申家里。对了，小慕！马老最近还好吗？这个老爷子很让人佩服。”
“马老很好，每天在家早晨起床先打一套自创的健身操，然后去食堂吃早饭，回到家不是写写字，就是看看IPAD了解天下大事，要么就是接受采访，或者继续自己的创作。马老真是太勤奋了，都已经106岁了，今年预计还要再出两本书。现在马老每天还在抽空研究甲骨文和金文，马老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有关中国文字的书，这位老爷子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实在让人佩服。
每每我写累了，想休息休息、放松放松的时候，一想到这位106岁老人还在每天勤奋地学习和创作，我就不敢有丝毫懈怠。马老身上总有一种永不服输、永不懈怠的革命斗争精神。”讲到“忘年之交”马老，我从内心敬佩他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
作为马老的好友，严家炎老师对于马老也很是赞赏：“这位老大哥真的是不简单。他已经是著作等身，早该颐养天年，却还在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创作。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
听到这，我问严老：“严老师，您最近还在写些什么吗？”
“现在岁数大了，没写什么了。去年从加拿大回来之后，也只是抽空写一些小文章，大部头的肯定是不写了，也写不动了。现在有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最新文集。有时间，自己就抽空把一些稿子再校阅校阅。”
可能是职业习惯，一听到老作家有新书准备出版，我便适时发出征集邀请，“严老师，那等您文集出版了，如有可能，送我们文学馆一套作为馆藏吧。这样可以让学者、读者有机会看到您这套大作。他们查阅您的资料也不用东奔西走，在文学馆就全看到了。”
看到我如此的“见缝插针”，严老笑着回答：“那是肯定的。到时我一定会签好名送文学馆一套。”
谈到这，严老师突然很认真地问我：“小慕，现在到文学馆研究馆藏的人多吗？这些捐赠资料平常你们是怎么使用的？”
作为国内知名学者，严老师前几年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珍贵书刊全部捐赠我馆。记得当时我去严老师位于朝阳区东坝家中整理书刊时，严老师就提出：希望他这批资料在进入文学馆后，有机会让更多的人能看、能读、能借、能研究，他希望他的藏书能在文学馆发挥它们的最大价值，而不是从作家的书房进入库房，束之高阁。
对于严老的提问，我简明扼要地将文学馆对文物资料的使用做了说明。
“严老师，我们馆一直对馆藏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视。我们馆专门有一个馆藏研究小组，目的就是研究馆藏。建馆35年，我们现在已有70多万件藏品，这都是像您这样的作家或作家家属无偿捐赠而来。为了让这些资料“活起来”，除了加强保管，我们还加快了资料的数字化工作。我们收藏的这些资料，面向世界所有华文研究者。具体到书刊使用，我们只要求他们提供单位介绍信和身份证明，提出借阅书目清单，只要不是敏感性书刊，我们一般都会免费提供他们使用。对于手稿、书信、日记等馆藏资料，如果有作家或家属授权，我们也都全力配合他们的研究。您捐赠的书刊，学者专家们都在使用。我前一阵研究老作家师陀，还从库里接了您的书来看，真是受益良多。我们馆现在对于馆藏研究是非常重视的。”
严老师边听边点头表示赞许，“上次捐赠资料，最可惜的就是我有一批书信被雨水毁了。如果没有那场大雨，也许有些信件很有些意义。金庸先生写给我的所有书信都在那一包书心里。”说到这，严老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
我是第一次听严老讲到这批书信，作为一个老征集人，我为这批珍贵资料的消逝感到心痛。要知道，金庸先生与严家炎先生的通信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史料。两位大家之间的书信很有可能谈到一些极有意思的人或事，或是对某些作品的探讨。作为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对于研究金庸作品极为珍贵。
据卢老师描述：几年前，北京下了一场特大暴雨让他们位于东坝家中的地下室进了很多雨水。而当时，严老师和卢老师正在加拿大探亲。等他们回来，放在地下室书架最低层的书信全部被浸泡了，所有的书信完全毁坏。
时间就这样在我们的谈话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知道春节前一定会有不少朋友来看望严教授和卢老师。我不敢耽误太多时间，便起身准备告辞，并再次送上我的祝福，同时还邀请严老师、卢老师春暖花开时，到文学馆踏春赏花。一到春天，文学馆中的许多花将会竞相开放，让人流连忘返。
当我离开时，严老执意要牵着我的手送我到电梯。可外面天气确实很凉，我担心老人受风。可严老却拍了拍自己的身体表示没问题：“我今年已经八十七岁了，但身体还是不错。小慕，你的手有些凉，年轻人要多注意身体。”我知道严老是发自内心对我这位晚辈的嘱咐，我当即表示回去一定会好好锻炼身体，向他看齐；有时间自己一定会再来看望两位老人，希望他们多注意身体。我满心期待着严老全集早日出版。
严老笑着说：“争取能早点出来。出版后，我一定送文学馆一套。到时你来取一下哈。”等电梯时，严老一直握着我的手。当电梯来了，我和两位老师热情地握手告别。
在电梯即将关闭时，严老合手祝福我新春快乐，并让我代他问候文学馆的所有老朋友。
真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这样我就可以去恭和苑去拜访严教授，继续听他讲他的老友金庸，听他谈文学史料应该如何研究，听他畅谈属于他的那些文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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