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摄影师薛伯青：记录人民海军初建时的神秘扫雷行动

封面新闻特约撰稿 萨苏 刘茜

薛伯青（1910-1989）：是中国早期的著名电影摄影师，一生拍片一百余部；他经历了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六十年历程；他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是为新四军留下影像资料的唯一专业摄影师；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军，是新中国第一代部队摄影师。

1949年4月23日，是华东区海军的成立日。它是第一支中国人民海军，即今天东海舰队的前身。作为华东区海军摄影队队长，自1949年6月14日至1952年6月间，薛伯青先后拍摄了“南京、镇江接收国民党海军”、“长治号军舰起义”、“海上演习”、“人民海军建设”、“吴淞口、长江口扫雷”、“一江山岛战斗及剿匪”以及“浙江军区海军功模大会”等珍贵历史资料。

薛伯青保存的照片集中，有几册一直压在箱底。几乎是到了他去世之后，人们才注意到，这几册照片集用影像为后人解析了一段风云激荡的空白，那就是人民海军的初创阶段。

在人民海军刚刚建立的时刻，薛伯青和他的妻子也是助手薛岱云，用相机和摄影机见证了人民海军的诞生。

1949年4月23日是第一支中国人民海军，即今天的东海舰队的前身——华东区海军的成立日。

然而，这支舰队初创时的点点滴滴，却很少为人所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缺少能够将这支部队历史记录下来的机遇。而薛伯青的这批未刊照片，恰恰成为活的历史见证，让很多人民海军初创时期的战舰和海战功臣，乃至早期海军官兵的作战与生活，第一次以直观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堪称弥足珍贵。

华东海军摄影队时期的薛伯青（右）和薛岱云。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两人均身着藏青色冬季海军军服，可以看到当时的海军军服远比陆军“洋气”。薛伯青的这件左右各五颗铜扣，十分威风的海军大衣，是今天军迷们狂热收集的对象。此照片拍摄于当时海军舰艇之上，画面侧方还可以看到一挺13毫米机关枪的枪管。

一、

曾长期在华东军区海军创建者、首任司令员张爱萍蒋军身边工作的海军宿将黄胜天，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海军代表时，十三人中唯一健在的，他评价薛伯青为海军拍下的照片：“这就是一部流动的海军初创史。”

薛伯青的照片，真有这么高的历史价值吗？看一看他跟随东海舰队扫雷大队参加长江口扫雷行动时拍摄的照片，就会明白黄老所言并非夸张。

1950年9月，长江口航道扫雷。

几名海军战士,乘着一条橡皮艇,带着几分紧张的神色,正在检视一枚硕大的水雷。这不是演习,而是建国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次至今罕为人知的重要行动—长江口扫雷，打通上海港。

根据我方记载,长江口扫雷行动,是1950年进行的。此时，由于上海华东经济中心作用的恢复，上海港作为大陆进行对外贸易和航运的窗口，作用日益增强。这让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十分恼火，蒋介石严令海军封锁大陆各港口，试图通过断绝对外贸易的方法增加大陆的经济困难，以图延缓解放军攻台攻琼，并增加“反攻大陆”的机会。可是，由于 “重庆”“长治”等国民党海军主力军舰先后起义，国民党海军已经不敢派舰艇对长江口进行封锁，但又不甘心失败。于是，在1950年1月，国民党海军决定采用水雷封锁战术，偷偷在长江口南航道布设了数十枚水雷，实施了对长江口的封锁。

关于这次封锁作战，由于国民党海军方面的资料渐渐披露，已经逐渐被揭开了面纱。执行这次任务的，很可能是国民党海军当时唯一的专业布雷舰永丰号。

永丰号布雷舰

为了封锁长江口，永丰舰利用大陆海军力量不丰的弱点，1950年1月窜入长江口，实施了布雷封锁。

由于该舰是有扫雷舰改装，水雷都只能堆放在舰后方的扫雷作业甲板上，搭载量有限，不超过50枚，因此布雷效率不高。

尽管布雷数量有限，但水雷战对大陆来说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打法，它的确曾有效地封锁了长江口航道。直接影响了上海这个全国经济中心的航运发展、市民生活以及华东海军的舰艇出海。因为这一扫雷行动是新中国打开大门的行动，在此前的报道中仅仅浮光掠影。但是，它的意义实际上十分重大。

黄胜天将军这样描述扫雷的重要价值：第一，上海如果封港一个月，不仅财政收入受影响，物价也会波动，引起社会不稳定。第二，我们在香港有200多万吨物资需要运回来，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第三，北方大批物资要运到上海。第四，封锁航道，千万渔民生计将受到影响。所以，必须要扫清水雷的隐患。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华商轮却不断在长江口触雷。

5月，巴拿马货船“伏虎”号，突然触雷沉没。

6月20日，华侨商船“香山”号又在“伏虎”号触雷区触雷沉没。

7月20日“新海宁”号轮船、8月16日英国商船“济南”号、8月21日“捷喜”轮船相继触雷，除了“济南”号被我抢救搁浅，其余2艘均沉没，形势非常严峻。

华东军委、上海市委责成三野指示人民海军的第一支舰队—华东海军尽快组织力量，消除长江口水雷，确保长江口航道通畅。30多名在华东军政大学预科学习的学员，提前结业，分配來到了海军。

1950年3月19日，华东海军扫雷大队在上海成立。孙公飞任大队长兼政委（不久调李兰森任政委），技术方面由后勤司令部副司令曾国晟主抓。该大队下设两个扫雷中队。开始，部队住在江南造船厂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的办公大楼内，后搬到原国民党第一军区司令部驻地。

很快，扫雷舰艇开始在局部区域进行清扫工作。

但事情一点儿也不顺利，老海军戎镇圻回忆，“扫雷开始並不顺利。当天傍晚，我们就亲眼目睹了从香港來沪的”香山”号轮触雷沉沒：当时我们正蹲在指挥舰甲板上吃晚饭，突然看到了远处一艘商船冒出了黑烟，以后船慢慢地倾斜下沉，我们估计是触雷了。急忙放下饭碗，乘上交通艇前去抢救。等我们驶近这艘船，看到一些船员已挤到甲板上等待援救，我们交通艇小心地靠上去把他们一个个救了下来，共有24名船员被我们救起。很遗憾，有一个船员，可能回船舱取什么物品，因船在慢慢地下沉，而再也沒有逃出來。被救上來的一些船员，在逃离时遭江水浸泡，衣服都湿透了，冷得发抖，我们都把自已的绒衣脱下來给他们穿上，回到指挥舰上后妥当地给他们安排了食宿，次日又把他们送到岸上。

六十年后，一批珍贵的照片展示了这次海军初创阶段的成功行动，伴随这些照片，使长江口扫雷的真实面貌得以重见天日，揭开了中国人民海军曾经神秘的一页。

扫雷大队长孙公飞和摄影队长薛伯青。

二、

扫雷作战的实际指挥官孙公飞是张爱萍的爱将，曾在战争中救过这位上将的性命，此人英俊帅气而且机敏干练，但薛伯青眼里，这位老兄最大的特点却是敢打敢干，故此从当作战参谋，便获了一个和中山先生一样的外号—“孙大炮”。 

扫雷期间，薛伯青率领摄影队辗转于海军各基地之间，拍摄操练演习、吴淞口剿匪以及长江口扫雷的资料（右为薛伯青夫人薛岱云）。

薛伯青此时是海军摄影队最早的负责人，他留下的数十张照片让长江扫雷的精彩瞬间重现世间。

实际上，他还用自己的日记，记录下了同样珍贵的片段。根据薛伯青的日记和向老海军人员的采访，我们逐渐弄清了这次人民海军最早的扫雷行动中，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的打捞队正在试图将被水雷炸沉的伏虎号商轮扶正

海军老人们讲，对于解放军来说，扫雷是华东海军面临的一个突发的新问题，扫雷大队是成立了，但却没有一艘正规的扫雷舰艇。于是，扫雷大队征用了上海招商局的大型登陆舰“中111”号作为指挥舰，这是一艘美制大型坦克登陆舰，代号LST -- 美军说这三个字是英文“大型，慢速，靶标”的缩写，意思是它到战场上动作比较笨拙，另外改装10艘25吨的美制登陆艇（LCM步兵登陆艇）用于扫雷。

薛岱云在一艘扫雷用LCM登陆艇艇首。

这两种舰艇都不是专业的扫雷舰，但用其改装有一定道理。扫雷对扫雷舰艇自身也带有一定的危险，使用登陆舰，登陆艇改装扫雷舰的优点是平底、吃水浅，扫雷时自身安全系数高。

4月16日，海校水雷中队的学员全部结业到上海，他们的老师主要是重庆号起义后的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但他们对扫雷也并不熟悉，只有理论知识。他们与扫雷大队的一个中队合编完成第一、第二两个扫雷中队的建制。

4月20日，扫雷大队开始进行扫雷作业的训练和准备。而由于设备条件不匹配，进行了两周的清扫工作，却没有任何成果。

孙公飞自己形容：“舰员们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普遍陷入烦躁，开始怀疑扫雷的设备和技术，竟然有陆军人员脱光了膀子跳下江去摸水雷，在他们看来，像排除地雷那样亲手去挖出水雷，要比依赖机器设备更为可靠，结果可想而知。”

薛伯青拍摄的LST登陆舰，从当时背景来看，应该就是扫雷的指挥舰中111号。

孙公飞认为，第一次扫雷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工具不精：“带出来的扫雷索陆续崩断3根,唯一的收获就的捞出一块飞机残骸，割刀损伤证明,曾经多次接触到水雷钢索,皆因刀具不是特种钢材制造,导致雷索没割断,扫雷索反遭折毁。”

有鉴于此，张爱萍司令员做出了暂停扫雷的决定，等待进一步研究。

这个决定无疑是必要的，此后经过周密调查，1950年5月初，海军先后在吴淞口外围的诸小岛以南江面，打捞到水雷9枚。经水雷教员卢焕章等专家解剖鉴定，确认系日本昭和15年制造的“93”式触发锚雷；根据这一情况，扫雷大队马上调整，专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准备。随即，张爱萍司令员建议封锁长江口，但财经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不同意，决定只设置水雷区域标志。

扫雷大队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努力，终于在五月标出了雷区边界。

上级仍然感到扫雷进展太慢，伏虎号触雷后上海市长陈毅也忍不住打电话给张爱萍司令员：“爱萍同志啊，你再不赶快扫掉长江口的水雷，我这个市长也没法子当喽！”周恩来总理也亲自打电话询问扫雷事宜，希望早日清楚隐患。

为了更好地领导扫雷这场硬仗，1950年8月20日，海军领导机关由南京迁回上海，陈毅市长特批将号称“远东最大的军营”——水电路522号（原侵华日军陆军装甲兵司令部营房）移交海军使用，表示全力支持。

张爱萍司令员和上海市委、各相关单位、华东财经委共同协商决定，采取部分封锁的政策，即对已确定的雷区基本封锁，其余航道冒险开通。 

与此同时，在中央的关心下，获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许多港口被德军用水雷封锁，因此抗水雷经验丰富。他们派來了专家，运來了MT—3新型扫雷具。 

中国海军开始突击学习新扫雷具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方法。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海军将新购买的4艘步兵登陆舰和同型号的“古田”号立即改装成扫雷舰，它们都是美制LCL中型步兵登陆舰，国民党军称为“联字号”，该型舰排水量385吨，马力1800，时速9-12节，特别是舰尾装有起锚机，可以收放扫雷索。

9月14日，4艘新登陆舰陈集，张店，周村，枣庄和“古田”号均改装试车完毕。这时苏联的扫雷设备也运抵上海，扫雷大队连夜安装调试，并进行配套训练。终于9月20日前，做好了扫雷的一切准备工作。

此时，薛伯青也在扫雷舰上，这是一组他当时的工作镜头，谁能够猜出他在那艘军舰上，什么位置？ 

经过仔细辨认，可以基本确定薛伯青当时的位置，是在扫雷旗舰古田号尾部的棚架顶部，应该说，为了拍摄到这批真实的扫雷照片，薛老当时也是“蛮拼的“。

9月21日，二次扫雷开始。张爱萍司令员亲自为扫雷编队送行。由曾国晟和苏联水雷专家亲自率队出海，使用定深为6.7米的MT-3型扫雷具，先以大面积梯次队形往返清扫、密集队形清扫两次，再以疏开队形检扫清扫一次。在扫雷过程中，又发现了新问题，增补了局部区域，扩大了扫雷范围，很快便接连扫出水雷数枚。

整个扫雷过程中，薛伯青和薛岱云始终战斗在扫雷的最前线，冒着风险记录下战友发现水雷和将其打捞的镜头。

古田号上的大副在海图上标定自己的位置。定船位对于扫雷工作十分重要，否则不知道哪里扫过哪里没扫过，甚至让扫雷舰艇进入为扫雷区造成危险也未可知。

三、

亲历扫雷现场的薛岱云回忆当年的情景：“拍扫雷的日子是最难过的。我们一连几个月，早晨上船，晚上下船。在船上拿着摄影机，等待着拍摄扫雷、打捞沉船的镜头。一开始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后来就慢慢适应了。只是生活单调、机械，每天按时上、下船。在船上，要目不转睛地拿着摄影机等待，不知什么时候会有情况。错过了，就要接着再等。”

林遵将军在扫雷舰上布置任务，张爱萍和这位爱国起义将领相处融洽，荣辱与共。

参战人员在古田舰上总结经验，讲话者为曾国晟

11月11日，历时20个昼夜，扫雷大队胜利完成了对预定区域的全部清扫任务，长江航道宣告通畅。

孙公飞（后排穿白色外衣者）带领官兵与捞起的水雷合影，注意图右方一人手持的是16mm电影摄影机，很可能便是薛伯青的装备。

此次扫雷战役的胜利震慑了敌人，锻炼了队伍。扫雷大队学会了清扫磁性、音响等非触发雷的专业技术，为我军后来在抗美援朝、援越作战中胜利完成各种扫、布雷任务奠定了基础。

陈毅市长以华东军区和三野的名义通令嘉奖了扫雷大队的全体指战员。

薛伯青（左一）带两个小女儿参加扫雷庆功大会，前排左二为扫雷大队长孙公飞

左起：锦江饭店董事长董竹君、张爱萍

扫雷战役的胜利，在上海工商各界及广大市民心中反响强烈；也为张爱萍及华东海军带来了良好的口碑。人民生活得到保障，自然对保卫者更加拥戴。以至日后华东海军建设中遇到人力物力方面的困难，只要张爱萍出面，都会有社会各界人士伸出援手。

(本文作者萨苏系知名历史学者，刘茜系薛伯青外孙女。本组图片由刘茜独家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