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在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工作的贝特洛夫妇穿着清朝官员服装。
杜满希供图
1911年在成都的部分法国侨民，后排右一为法国总领事安迪。 杜满希供图
清末的德国驻成都领事馆。
郑光路供图
回到民国大事纪1
回到民国细看黄金成色
汤唯主演的《黄金时代》有一组海报，其中鲁迅的“台词”是：“想骂谁，就骂谁！这是畅所欲言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
在被定义为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年代，好像没有凄婉爱情，少了风流余韵，就不叫民国。其实，民国远不止是这样小资情调的醉意。
如果雅致和哀愁都过于轻浮，独立是不是改正易服的王道呢？高晓松戏说，各个省纷纷独立，有的是军人独立，有的是政府独立，甚至连扬州风流场所的某人也跑出来宣布独立。
从晚清到民国，无来由的旋风里，“戏说”两个字，把民国搞得纷繁复杂。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民国也有它的黄金成色，大师众多、高峰林立；军阀割据，不失民族大义。
回到民国，不只是因为八卦与好奇，我们还保持了人类的基本情绪——怀旧，就像国学大师王国维和辜鸿铭怀念满清时梳辫子。隔着百年的时光，回头翻看民国的书页，虽然有一些表达今天不再用了，但那些民国范儿，衣裳是顶新潮的，气质是高贵的。
今日起，华西都市报推出《回到民国》系列报道，回溯风云跌宕的时代，书写人生交织，重现岁月静歌。
“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洋人就这样粗暴地闯进了四川盆地腹地——成都。1892年，当剃着平头、留着八字胡的启尔德出现在成都街头时，一切以稀奇的围观没有持续太久，他只是来开医院的。
相比启尔德在四圣祠街开设的西式医院，外国领事馆算是一个顶新鲜的东西了。1902年，成都三圣街，迎来了第一家外国领事馆——法国驻渝总领馆成都行馆。英国、德国、日本不甘落后，照会四川总督，奏报清廷，先后在成都以各种名义开设领事馆。随着使馆人员的迁入，各国的传教士、记者、医生、商人和冒险家纷纷远渡重洋，来寻找机会。据四川洋务局统计，仅1908年，来往成都的法、美、德、日、俄、葡等洋人就有212人。
巴蜀文化专家郑光路说，自此，各国国旗在古色古香的古城随风飘扬，成为成都新的风景线。洋腔洋调的外国人、万国旗、气势辉煌的西洋建筑，着实让古城墙下老朽们哀叹不已。
入蜀
新罗使者 是最早来四川的外交官
从古至今，四川对外交往很难，最难是道路的阻隔。
秦汉后，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及稍后兴起的经新疆的“北方丝绸之路”，才渐渐沟通了巴蜀与亚洲、欧洲、非洲诸国的交往。山川险恶，除极少数舍生忘死的胡商外，外国人入川者很少。
以外交官身份最早入蜀者，应是唐时的新罗使者。郑光路在其所著《四川旧事》中提出，这段史实多被史家忽视。
唐玄宗因安禄山造反，仓惶避乱到成都。倒霉痛苦之时，朝鲜半岛的新罗王不忘旧情，不远万里遣使臣到成都觐见慰问。唐玄宗非常激动，在成都写下《赐新罗王》赠使者：“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诚矣天其鉴，贤哉德不孤……益重青青志，风霜恒不渝。”
风流皇帝这首诗写得咬口，意思却不难明白，赞扬新罗国的奉礼向义和景德王的贤明仁德，两国共有“尊儒”的文化传统，友好关系如青松翠柏，不可改变。
这首诗，为成都中外交往史翻开了重要一页。玄宗驻跸成都，还迎新罗国王第三子无相入内殿供养，命无相规划扩建大圣慈寺。唐末黄巢之乱，僖宗李儇又逃来成都。新罗国使臣朴仁范不避路途艰险，再次来到成都慰安。
元世祖至元年间，马可·波罗翻越秦岭从陕西到成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大赞成都市井繁华、江河风光美景。这成了成都中外交往史上的佳话，现在安顺廊桥石碑上就雕刻有此事。
明朝以后，光顾四川的外国人渐多。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于1642年8月28日抵成都，与意大利籍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共同从事传教工作，还被张献忠待以上宾之礼，封以“天学国师”名号。
清顺治年间，天主教士巴西略入川传教。之后，又有穆天池、毕天祥、白日升、巴吕埃等入川传教。雍正、乾隆至道光年间，以闭关锁国为“国策”的大清政府，对入境传教轻者驱逐，重者量刑，来川的外国人又几乎绝迹了。
抢滩
水陆码头重 庆各国“草创”外国领事馆
腐朽的封建王朝虽然把外国视为“番邦蛮夷”，却抵御不了人家的坚船利炮。
1840年鸦片战争炮火声后，列强渗透步步深入。传教士在四川各地步步深入，修教堂、购田产、传教布道。至1902年，全川已有天主堂161座、布道室139处，仅天主教洋教士就达340余人。
因洋务日多，1895年，川督鹿传霖奏准设立四川洋务总局，办理全省外事。局址驻成都永兴巷，设总办数人，委派专职候补道员充任，下辖提调、文案、稽核、日行、管卷、翻译等差役各官。四川洋务总局主要为处理百姓与教会纠纷，知会各地官府交接护送往来川省的洋人，及处理洋人失窃事件。
据当时资料称，有时外国人走失一只狗，也要洋务总局出示晓谕。
四川最大水陆码头重庆，成为外国人首先“抢滩”之地。1877年10月31日，英国捷足先登，派首任驻重庆代表贝德禄到重庆，继任驻重庆代表有庄延龄、施本施和贺西、波恩、戈颁等。1891年4月1日，清政府无可奈何下同意让英国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这是外国在川设立的第一个正式领事馆。首任英国总领事为禄福礼，馆址最初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
1896年3月26日，法国驻重庆总领事馆也正式建立。首任总领事哈士（原驻汉口副领事），馆址设城内二仙庵，负责办理本国在川、黔、滇、甘、新、青、藏等领区内的交涉、通商及侨民事务。
1896年12月1日，美国驻重庆领事馆正式设立，首任领事史密特，馆址初设桂香阁，后移领事巷。
1904年，德国驻渝领事馆也正式开馆，米雷尔为首任领事，馆址设重庆城内五福宫。此外，葡萄牙、意大利也先后在渝设立领事馆。
郑光路认为，以上各外国领事馆在川均为“草创”，可谓“精兵简政”，除总领事外，仅有副领事、翻译、文书、医生等少数人。
破局
法国人申请开馆 四川总督暧昧变默许
成都毕竟是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外国人更想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因为闭关自守的清政府害怕洋人深入内陆城市，步步设防。
郑光路说，最先打破“开馆”这一僵局的是法国人。1901年，法国驻重庆总领事安迪到成都，面谒四川总督奎俊说：“领事馆在渝办案，需层层待批，致迁延稽迟……”他请求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四川总督府允也不是，不允也不妥，便用官场上惯用的“拖”字诀，不作正式答复。法国人则不喜欢这样的暧昧，不答复，就被认定是默许。
法国驻渝总领馆于1902年在成都设立行馆。馆址初设三圣街，后相继迁至东丁字街、盐道街、拱背桥街、双凤桥街、上翔街（铁脚巷）、银丝街。
1904年7月，法方打出了“成都大法国总领事署”名号，法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先后派驻成都的官员有安迪、白达、吕尔庚、兰必思、兰尔生、博德斯等。
英国人不甘落后，1902年，英驻渝总领事馆照会四川新总督岑春煊，也以晋省往返不便为由，要求在成都设办事机构。岑春煊急忙奏报外务部，准许英国驻重庆领事可暂居成都，但领事称谓必须含“重庆”二字。1903年，英国驻重庆领事馆遂在成都隆兴街租房，作临时寓所办公，此后数次搬迁，先后住过张家巷、东珠市街、云南会馆街。英国人自称“成都总领事馆”、“英国总领事署”。从1904至1911年先后有总领事罗三乐、宝士德、费理伯、斯来、施弥德、陶乐尔等人。
1904年，德国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后，经德驻华公使交涉，清廷于1906年应准领馆人员以重庆领事名义暂驻成都，但领事馆仍设在重庆。据此，副领事卜思常驻蓉城。1907年，领事弗里茨·魏司以“大德国钦命驻川正领事官”名义，先后在成都义学巷、金马街、西珠市街租房设馆，称“大德国领事署”。以后相继有飞师尔称“署理领事”，贝特克称“大德国全川署理正领事官”。
日本驻渝领事馆1896年5月22日正式开设，入川甚早，但直到1916年8月，重庆领事馆派外务书记生大和久义郎才到达成都，任“驻省日本特派员”。10月，日本驻重庆副领事荒井金造接任，租用成都少城金河街川军旅长杨敏生公馆，设“大日本驻川总领事馆”。
过瘾
贝特洛夫妇 穿上清朝文官服装
初来四川，外国领事最感兴趣的是清朝官场。中国式的礼节与清朝官员的补服，令他们新奇而神往。
晚晴时期，百姓见官员须先行跪拜；下级官员晋见级别相差较大的上级时也要行跪拜礼。当然，晚清社会中还有打拱作揖之礼，这多见于平级官员和平辈人之间。晚清从跪拜之礼向鞠躬握手之礼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人格基本平等为主旨的西式的鞠躬和握手，到辛亥革命以后，才作为正式礼仪在中国流行。
最初，外国领事拜见四川总督，不喜欢还要多种程序传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轻慢。他们要的是直接对话，公平相待，而不是以中国式的礼节持帖谒见。所以，他们穿上中国式官服，自由进出官衙，与当地官员分庭抗礼。
1904年，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工作的贝特洛夫妇，特地穿上了清朝文官服装，拍照留念。他们也懂官阶，自我对照，选择补服上的飞禽。三品的孔雀、四品的鸳鸯是最爱；五品的白鹇和六品的鹭鸶，多为领事夫人穿着打扮。
此外，领事夫人还心仪成都妇女的打扮，常常找来裁缝为她们订制。“上层妇女看上去面容姣好，姿态优美。她们都好打扮。下层妇女日晒雨淋，说不上秀丽。但她们保持一定的风姿，仍然打扮装饰。”
与领事一同输入的还有钢琴、洋酒和面包。1907年，德国领事弗里茨·魏司和法国领事聚餐，用的是中国式瓷盘、吃的是成都黄牛肉、喝的是法国葡萄酒。到1911年前后，各国领事经常举行小型酒会，桌上摆的都是海运转内陆船运进来的汽水、香槟、苏打水、威士忌和葡萄酒，琳琅满目。有时喝嗨了，还会即兴弹钢琴。
相比老外带来的西餐，西式点心和糖果更容易被成都市民接受。在李劼人的《天魔舞》中，面包已经发展成多样式。成都市民最爱洋为中用，将牛肉、牛肚、猪肚、卤肉煮得稀烂，夹进面包，称之为“夹心面包”，内容太过丰富，一个抵得上两三个锅盔。
进入成都开设领事馆9年，外国领事在成都的生活是安逸而闲适的。
哪知，世事难料，波诡云谲。1911年5月后，沉寂的成都古城，掀起了震惊中外的大波：“保路运动”爆发！
成都人心惶惶，外国领事与侨民更是惊慌失措，他们拼命想逃出成都，奔向上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绘图罗乐
清末成都外国领事馆
1902年·法国
法国驻渝总领馆在成都设立行馆，最初馆址设在三圣街。先后派驻官员有安迪、白达、吕尔庚、兰必思、兰尔生、博德斯等。
1903年·英国
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在成都隆兴街租房作临时寓所办公，先后住过张家巷、东珠市街、云南会馆街。英国人自称“成都总领事馆”。
1907年·德国
德国领事弗里茨·魏司以“大德国钦命驻川正领事官”名义，先后在义学巷、金马街、西珠市街租房设馆，称“大德国领事署”。
1916年·日本
日本驻重庆副领事荒井金造，租用少城金河街川军旅长杨敏生公馆，设“大日本驻川总领事馆”。
下期预告
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后，成都的外国领事及其他外侨，人心惶惶，决定迅速离开成都。望江楼对面的锦江码头，近百名老外惊恐不安地守护着行李、箱子。城内不时响起“砰砰砰”的枪声，乱兵烧房子的烟火处处弥漫。他们愁眉苦脸望着滔滔江水，无计可施。这时，人群中走来一个中年汉子，老外见到他顿如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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