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川曾经填山东

独特的四川移民文化特别策划报道

四川（含重庆）是移民大省。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两年后，秦国任命张若为蜀守，“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又迁六国豪富入蜀。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此后，四川又在西晋末年、北宋初、元末明初、清初、抗战时期等经历了多次大移民运动，尤其以元末明初和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最为有名。

由此，给人以一种直觉：四川是移民迁入地。最近，著名移民研究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教授，发表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的论文《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明朝初年，四川曾经“填山东”！

明初，北方曾有一次涉及百万人以上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四川经过宋末和元末战争后，人口锐减，朱元璋都要调动湖广人往四川移民，为何还让数万四川人不远千里移民到北方的山东去？这里面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陈世松教授广收博引各种文献资料，用专业的史学家眼光，抽丝剥茧，环环相扣，一层一层地解开了在明朝正史中几乎没有记载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明玉珍占据四川，建立大夏政权

这事儿，还得从元末的红巾军起义说起。

至正11年（1351）爆发的红巾军起义，队伍主要分为两支：一支领导人是韩山童，刘福通；一支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此后又出现了方国珍、张士诚、郭子兴等多路起义军。

韩山童战死后，儿子韩林儿被刘福通等迎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市），立为皇帝，称小明王。

至正26年（1366），已经成长起来的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把已失势的韩林儿迎接到应天（今江苏南京市）。韩林儿的船行驶到瓜步（今南京市六合区东南）时，船离奇地沉入江中，韩林儿被淹死。

朱元璋本是郭子兴起义军的将领，曾接受过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因善于经营，手下又有一帮能人，整个高管团队强大无比，逐渐在群雄中脱颖而出。

徐寿辉能力一般，但手下将领都很厉害，比如陈友谅、明玉珍以及后来跟随朱元璋的傅友德等人。陈友谅心很大，不甘心屈居徐寿辉手下，把徐寿辉杀死，自己当上了老大。

至正23年（1363），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经过36天血战，陈友谅中箭身亡。第二年，他的儿子陈理向朱元璋投降，朱元璋在成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却说湖北随县人明玉珍，至正17年（1357）受徐寿辉筹集粮草的命令，率领水军攻进四川。经过一番征战，明玉珍在四川站稳了脚跟。

陈友谅杀死徐寿辉后自立为帝，明玉珍大怒，与陈友谅断绝往来，自称陇蜀王。明玉珍在四川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击溃青巾军主力、肃清元朝在川残余势力、会兵三峡讨伐陈友谅、出兵汉中攻取陕右等，进一步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在疆土日渐开拓、四川局面日益稳定的情况下，至正22年（1362），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建元大统，定都重庆。明玉珍与朱元璋交情不错，尽管各自为战，但逢年过节书信问候不断。

在内政上，明玉珍为巴蜀地区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宁局面。他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等。

可惜，至正26年（1366），38岁的明玉珍去世，遗诏让年仅10岁的太子明昇即位，改元开熙，皇后彭氏垂帘听政。面对雄心勃勃的朱元璋，大夏政权迎来了巨大挑战。

朱元璋攻取四川，大夏政权灭亡

明昇即位后，传承了父亲与朱元璋的友好关系。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攻克元朝都城，明昇派人送信表示热烈祝贺。

第二年，朱元璋派人到四川征求木材，明昇非常慷慨地把巴蜀两地的特产都送了过去。

同年冬天，朱元璋派人叫明昇去他那里“复命”，明昇这下不干了。原因很简单，大夏政权和明朝都是王朝，如果去朱元璋那里“复命”，岂不是表明归顺朱元璋了？

两家关系开始走向冰冻，但朱元璋还有耐心。洪武3年（1370），朱元璋又派人来找明昇说，大侄子啊，我要征伐云南，希望能从四川“借个路”，行个方便。

“借路”的说辞，听起来非常熟悉。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经常打着“借路”的幌子把对方吃掉。大夏左丞相戴寿坚决不同意，明昇也不傻，再次拒绝了朱元璋。

一再被拒，朱元璋不想与明昇友好地玩下去了，索性撕破了脸皮。

洪武4年（1371）正月，朱元璋下令，叫汤和、周德兴、廖永忠等东路大军从瞿塘峡水路进攻重庆，傅友德等北路大军从陕西陆路攻打成都。

大夏军在瞿塘峡严密防守，导致汤和等进展不顺。而傅友德却出奇兵翻过秦岭，一路攻克江油、绵州（今绵阳市），包围汉州（今广汉市）。戴寿急援汉州，结果与傅友德交战几次都大败，只得退守成都。

这时，廖永忠已攻破瞿塘关，攻下夔州（今重庆奉节县），驻扎在铜锣峡。明昇着急了，右丞相刘仁劝他退到成都去。这时，彭太后站了出来，坚决反对退守成都。

彭太后非常明白地看到，即使到成都去，也只能暂缓大夏政权的寿命。天下大势已定，与趋势作对，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因无效抵抗而损伤军民性命，不如早点投降，让大家都好过一些。

于是，明昇向汤和投降。廖永忠秉承朱元璋的旨意，好言好语安抚明昇。在成都的戴寿见大势已去，也向傅友德投降。明昇被押送到南京，朱元璋封他为归义侯。

朱元璋平定四川后，历史似乎在此告一段落。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看似逐渐风平浪静的四川，却暗流涌动，让朱元璋吃不香、睡不安。

大夏政权的士卒，被收集入明军

朱元璋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不仅打江山有本事，坐江山也很有一套。

战争对所在区域社会经济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朱元璋平定某地后，就会从他处迁徙人口到遭受战争重创的地方，以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北方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就是这样。

同时，针对被打败的群雄部众，他也有一套办法。陈友谅拥兵60万，虽然被朱元璋干掉了，但被打散的部众数量让朱元璋背心发凉。

很显然，把陈友谅的旧部都抓起来杀掉是绝对的傻瓜行为。再说了，也杀不完，一点也不现实。

朱元璋制定了“降其兵、为我用”的方针，叫部将徐达收集陈友谅旧部，编入明军中，为己所用。

对陈友谅旧部降而复叛的，一律毫不手软，把带头的抓起来杀掉，其他的强行分散到明军中，带出去打仗。

此后，朱元璋在打败张士诚、方国珍后，也把他们的部将、支持他们的地方富豪迁徙到有重兵把守的老家安徽凤阳，防止他们东山再起，同时也让凤阳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毕竟，有钱的富人聚集在一起，穷山沟都会很快变成繁华都市。

大夏政权军队原来大约有20万人，除部分归降明朝外，其余大部分沦为乱兵溃卒，散落在民间。

这些人大都是明玉珍从湖北拖家带口带到四川的，很多人在四川扎下了根，成了四川人。对朱元璋来说，他们绝对是一颗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威力巨大的炸弹。

朱元璋故伎重演，首先在成都建立了四川境内的第一个卫所——成都前卫（卫是明朝的一种军队编制体系，下辖约5600人）。然后，叫傅友德、汤和收集大夏政权的“溃亡士卒”，分别安置到卫所中去。

有3个数字值得关注：洪武5年（1372），收集大夏校卒2660人；洪武6年（1373），收集大夏旧部4756人；洪武11年（1378），再次收集大夏将校兵卒，计有6500多人。3个数字相加，接近1.4万人。更不用说散落在民间还没被征集的人数了。

明初的军队制度规定，编入军籍的各个卫所的军士，将随着驻防地变动而移徙。如洪武6年收集到的大夏旧部4756人，被移防到了南京；大夏将领丁世贞的旧部，“西征”到了山西、陕西、甘肃敦煌。

对大夏官庄的23000多庄户，处置方式是，每户人家里有3个男丁的，要抽一个当兵，没有的就地为民。那些被抽中入伍的庄丁，与被收编的大夏散兵一起，被远徙他乡。

朱元璋处置降官，杀的杀用的用

对归降的大夏高官，朱元璋也有的是办法，大棒胡萝卜一起上，原则是“我官属之间”、“可无后患”。

大夏左丞相戴寿，因为曾识破朱元璋“借道”征伐云南的司马昭之心，后来驰援汉州与明军大战几场，退守成都后又与傅友德多次交战，使得明军损失惨重，让朱元璋的心头一直堵得慌。

虽然戴寿最终归降，但朱元璋仍不想宽恕他。洪武5年（1372）正月，朱元璋在诏谕云南时，不忘提及戴寿的罪过：“戴寿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政使朕意不达尔土。”就这一罪，也够戴寿吃不了兜着走。

明军班师回南京，把戴寿与大夏重臣向大亨、莫仁寿等一起带走，而且走的是水路。

走到夔门时，正史材料说，戴寿与向大亨、莫仁寿等人“凿舟自沉死”。从官面上说，戴寿等人自知死罪难逃，干脆先自我了结算事，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仔细分析，其中疑云重重。首先，真的要死，跳进长江，不是更简单的事情吗？干嘛非要劳神费力地“凿舟自沉”？对戴寿等这些大夏重臣的看守，难道就那么松懈？真要是看守松懈的话，自知“罪孽深重”的戴寿等人早就跑了。

其次，当时那一片水域的管辖人是廖永忠。廖永忠是谁啊？大家还记得韩林儿之死吗？历史是可以重演的，方式方法也可以重复使用，只要能达到效果就行。何况，廖永忠干这事也不是第一次了，轻车熟路，保质保量。

戴寿必须死。但人家是归降的，又是大夏高官，真要判死罪，天下人尤其是仍大量藏匿在四川民间的大夏政权旧部未必同意。

但戴寿不死，以其威望和影响力，加上四川那么旧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让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朱元璋很为难。廖永忠呢，“帮”领导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大夏右丞相刘仁的命运比戴寿好多了，朱元璋任命他做了应天府尹（相当于南京市长）。其他人“授职有差”，保有富贵，不至于再去干那种提着脑袋吃饭的事情。

对平夏前一直坚持抵抗的官员，如镇守保宁（今阆中市）的大夏平章（相当于副丞相）吴友仁被擒获后，朱元璋叫人把他“枷械”到南京，亲自训斥说：“寇汉中，起兵端，致明氏失国者，吴友仁也！”把吴友仁公开问斩。吴友仁的部属，也被“发戍徐州”。

做完这些，朱元璋还不放心，找了个借口，把明昇远徙到了高丽（今朝鲜半岛）。如今，韩国还有明昇的后裔。

朱元璋满以为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殊不知四川还是又闹出了乱子。

白莲教发动反明，波及十四州县

古代四川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较为浓厚的地方。尤其从元朝后，白莲教在四川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后，奉弥勒为国教。由此，白莲教在四川民间发展得更为深广。

虽然明昇归降了朱元璋，但并不代表拥护大夏政权的所有人都愿意归顺明朝。尤其是朱元璋在四川推行的一系列瓦解大夏旧政权的措施，让大夏旧部对明朝新政权心怀不满。利用宗教的名义反抗明朝，成了他们最有效的方式。

洪武6年（1373），重庆王元保率先起来反明，被明朝将领顾成平息。又过了6年，即洪武12年（1379）四月六日，一场以宗教为旗号的反明活动再次在成都府嘉定州眉县（今眉山市）爆发。

领导这次反明活动的是白莲教首领、陕西眉县人彭普贵。彭普贵具有元末红巾军的背景，徐寿辉部起义军中的将士，大多按白莲教规定，以“普觉妙道”4字命名，彭普贵是“普”字，显示其身份地位较高。

彭普贵以“妖言”作为舆论工具，经过多年组织酝酿，发动了这次反明行动。此前，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弥勒教反明事件，如四川广安“山民有称弥勒佛者，集众惑人”，湖广蕲州王玉二“聚众烧香谋为乱”，湖北罗田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传写佛号惑人，欲聚众为乱”等。其中，王玉二的真实身份是“陈友谅余孽”。

受到内外形势的鼓舞，隐匿在四川民间的大夏政权旧部自然也不甘寂寞。彭普贵的反明声势很大，“诱众作乱，劫掠居民，转攻州县。”眉县知县顾师胜带兵前往镇压，反被彭普贵所杀。

嘉定府（今乐山市）、忠州（今重庆忠县）等地的“土民”受到鼓舞，纷纷起来响应彭普贵，“乘隙为乱，燔掠城池，势甚猖獗。”朱元璋派四川都指挥音亮征剿，结果被多次打败。

彭普贵反明运动在四川波及到川南嘉定府，川北广安，川东的重庆、忠州等14个州县。朱元璋连忙派镇守在松州（今松潘县）的右御史大夫丁玉前往征剿。丁玉杀死彭普贵后，到同年七月二十二日，终于把历时3个多月的彭普贵反明运动镇压了下去。

大夏旧部隐患大，必须调离四川

除彭普贵反明外，四川还有大夏政权旧部的反明运动。

据重庆长寿区狮子滩《袁氏族谱》中《旧序》记载，其先祖本姓杨，号安珠，是大夏政权的将领。明昇归降明朝之际，杨安珠与次妻所生长子杨宗、次子杨创一同遇害。只有“正妻徐氏长子杨荣、次子杨昭，掘浮图关地道而逃，至乐温县（今重庆长寿区）奶子山”。

为躲避明朝追捕，杨荣改姓名为甘玉珍，落业在邻水县。杨昭改姓名为袁自伦，落业在铁江河下马西岸的石板丘。袁自伦生有袁景祥、袁景福两个儿子。袁景祥经常对子侄们说明家族渊源真相，并说这样隐姓埋名并不情愿，“尔等有志，其共勉之。”反明决心很强烈。

于是，袁景祥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等待时机起来反明。官府察觉到后，派“健将殷国公以兵相拒”，双方交战数十次，互有胜负。最后，明朝廷派人来招安，“遂封（袁）景祥为万户侯。”

大夏政权有的旧部虽然没有起来反明，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力非常大。

清光绪版《井研县志》记载，明玉珍的女婿吴正常，是大夏平章吴友仁的族人。大夏政权灭亡以及吴友仁被诛杀后，“以门望选为驸马”的吴正常幸运地成了“漏网之鱼”，带着儿子吴仲富藏匿到了井研县。

“民国”版《南溪县志》记载说，明玉珍有个重要的谋士叫刘桢，泸州人，元末进士，因战乱而弃官归家隐居。至正21年（1361）春，明玉珍率军西征嘉定府时，途经泸州，经人介绍，结识了刘桢。

明玉珍非常看重刘祯的才干，让刘祯当他的顾问，“朝夕侍讲，裁决政事。”明玉珍在重庆称王，刘桢多次劝他抓住时机称帝。明玉珍称帝后，封刘桢为宗伯，掌管礼部工作。

　　刘桢竭尽全力为大夏政权效力，设置行政机构，大兴教育，轻徭役、薄赋敛，使得大夏政权“纲纪法度，卓然有绪”。明玉珍病逝后，刘桢出任丞相。4年后，刘祯去世。

　　明昇归降朱元璋后，泸州一带士人非常仰慕刘祯，“志功名，尚风节”，对大夏政权保存着深深的怀念之情。明朝在收集大夏旧部时，一次性在泸州当地收集了2660人，说明泸州这个地方作为“旧日明氏伪宫人等”赖以生存的基础，民间力量不容小觑。

　　四川的大夏旧部反叛和民间力量的巨大，让朱元璋再次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谕曹国公李文忠敕》中说：“今四川土人以妖惑众而起，延及旧日明氏伪宫人等，皆乘时为乱。”

　　在《谕御史大夫丁玉敕》中，朱元璋暗自庆幸地说，不甘心失败的“旧日明氏伪宫人等”，借助起义事件“乘时为乱”。大夏部将丁世贞的“旧日土兵”要不是奉命出境“西征”，而是留居蜀中，卷入“作乱”，那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因此，朱元璋痛下决心，把此前收编还留在四川的大夏“溃卒”和降而复叛的“叛军余孽”数万人，统统迁离四川。那么，往哪里迁呢？朱元璋用手往地图上一指：山东！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 黄勇 制图 李潇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