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何晞宇
丝绸，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到公元1200年，在东亚至欧洲大陆之间最活跃的交易品。这种被罗马人称为“从树上摘下来的毛织品”，由于工艺复杂，在数世纪的时间内只有中国可以制造。
其中一种名为锦的中国丝绸制品，因其极致的精致、华丽而“其价如金”，成为丝绸之路商人最爱的贵重货品，受到欧亚诸国长达数世纪的狂热追捧。
历史上曾有数个品种的锦式样流行。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上，中方为各国领导人准备的便是从宋朝流传至今的“宋式锦”（简称宋锦）。除宋锦外，还有自元代成为皇家御用，之后一度为曹雪芹家族所执掌的“江宁织造署”所制作的“云锦”。
宋锦、云锦均在中国三大名锦之列，直到现在依然受到大众的关注，在批量生产。然而一种历史更为源远流长的锦式样，却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之中。
2014年11月10日，各国领导人身着“宋锦”在北京水立方为参加欢迎宴和晚宴。
1964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敦煌盛唐壁画《都督夫人礼佛图》（下称礼佛图）的分析中，提到当中两位盛装贵族命妇所着“细钗礼衣”，涉及到的彩锦和特种宫锦为成都织小团窠（音“棵”，此处意为一种框架规格） 或唐丝织工艺家窦师纶所设计的瑞锦宫样。这些极品丝绸式样便是中国名锦之母的蜀锦。
但是，“（蜀锦）辉煌只有文字里面了，”成都博物馆周询馆员告诉封面新闻（thecover.cn）。
锦衣非夜行
锦，是一种彩色提花丝织物，它用花纹组织的变化，显示多种色彩纹样。“丝绸有16种类型，锦是所有丝绸工艺里最复杂的，” 周询解释道，“绫罗绸缎都是丝绸的品种，绫是一种暗花花纹的丝绸类型，罗是很薄的一种类似纱的织品，绸是素色的，缎也是一种暗花花纹丝绸。只有锦是彩色的，彩条金线。也只有织锦才需要花楼织机。”
在丝织品中，锦是最高贵的品种。唐朝经学家颜师古曾注：“织彩为文曰锦”，明朝李时珍也以为是，“五色丝织成文章”。因此后人常将锦引申为美好，绚丽，如繁花似锦、锦瑟年华、锦绣前程等等。
唐《簪花仕女图》局部，着华丽服饰的贵妇人。
极致的奢侈和精致使得锦不单作为一种简单服饰，成为中国古代重要艺术品之一，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只有“尊者得服之”。
“中国是礼仪之邦。二十四史每一个朝代都有《舆服志》，（社会）在穿衣着装上都有严格型制。平民为什么称布衣，就是因为他们只能穿布衣，不能穿绫罗绸缎。每一品官员也都有规定（穿着的样式）。如果你觉得说我很有钱，我就要穿很高级，那是有罪的。”
根据《新唐书.舆服志》记载，五品以上官员的夫人或母亲，可以在“腰襻褾缘用锦绣”。周询表示，即使如此很多正式场合穿的高级锦衣也不能自己买，要靠皇帝赏赐。
山东孔府藏红纱飞鱼袍。暗缠枝花卉纹地，小立领右襟、阔袖。前胸后背、通袖彩织蟒身鱼尾的神兽“飞鱼”与五彩的海水江崖。
明代锦衣卫所穿的正式官服“飞鱼服”，便是一种等级很高的赏赐。锦衣卫是朱元璋12个亲卫军中的1支，最高长官为从二品以上官员兼任，而名义上的长官指挥使，属于从三品以上的堂上官，放到现在就是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可以被皇上赐与飞鱼服。这种服装以妆花缎为主，属于缎和锦的结合，也云锦中最高档次的产品。
所以，在古代中国能穿锦的，只有很高级的官员和贵妇人，敦煌莫高窟第130窟中描绘的晋昌郡都督的乐庭瓌和他的夫人，以及孩子们所穿的礼衣就很可能带锦。唐代都督也是从三品以上的官员， “（他们）外出的时候，必须彰显礼仪，要盛装出行。贵妇人在接受礼拜朝拜，也必须要穿礼衣。”
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局部。
但唐代盛装礼衣如果服锦，那就一定是蜀锦。因为魏晋以后，织锦“专为蜀有”。
锦绣传世
民国大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代理总理，有机会接触到清内府收藏的珍贵丝织品，在其研究著作《丝绣笔记》中说道，“春秋末时蜀未通中国，郑、卫、齐、鲁无不产锦…… 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魏晋以来蜀锦勃兴”，以至于各地最后不织造只销售，最后“锦绫专为蜀有”。
事实上在宋锦、云锦兴起之前，从南北朝到唐，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织锦产品的，只有成都地区。周询表示，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从技术上方面，成都是登峰造极；而创作这样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整套流程的创新），它需要很长的历史沿革，才能达到这么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成都社会稳定是很大的优势。”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统一巴蜀，即在当地设锦官，“说明在此以前，蜀地就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织锦业”。（《吐蕃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 许新国著）此后一千年，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中原地区政权轮替频繁，生产发展破坏严重。而成都由于地理优势等原因，即使在三国时期也没有卷入战争中：当时争夺蜀的战争多发生在陕西、甘肃南部以及川东地区。
这给了蜀锦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张骞通西域后，带去“赉（音赖，赐予）金帛数千万匹”，此后丝绸之路上与国外交换的纺织品大部分为蜀锦。
1995年10月，在中国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蜀锦护膊，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其花纹之间贯穿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同时出土的另外一块织锦上有“讨南羌”三字。
三国时期，诸葛亮将蜀锦的工艺推广到西南甚至两广地区，著名的“壮锦”即“诸葛锦”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为充实国库，诸葛亮将蜀锦上升到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
“从汉代到唐到宋，（成都织造）都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领先，成都已成为国家织锦基地。”
在中原王朝鼎盛时期，集中了大量资源的封建贵族们，就像商周制造大型青铜礼器、汉代雕刻玉器、魏晋南北朝起开窟造像供养佛教壁画一样，开始热衷于繁复细密蜀锦，作为他们夸耀性消费一部分。由此蜀锦成为畅销千年的国际性奢侈品。
日本，仿蜀江锦（即蜀锦）凤凰梧桐纹丸带（一种和服腰带）。
蜀船红锦重
蜀锦经历了两个发展的巅峰时期，一是汉晋，而就是隋唐时期。
礼佛图中太原王氏所穿红裙，正是唐朝蜀锦最流行的颜色。在活泼、开放的唐朝，红与绿还有其他闪亮互补色的服装，是贵族们的挚爱。杜牧讲他在扬州看到蜀锦自长江上游运输而来，便形容道“蜀船红锦重”。
（左图）《都督夫人礼佛图》，王夫人红裙局部；（右图）日本奈良法能寺藏，隋唐时期红地几何连珠团窠蜀江锦。
1955年，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准备复原礼佛图的时候，由于画表层被人剥落过一次，令画面受损严重。为了核对画中细节，段文杰用两年的时间，研读唐史的《舆服志》，做了2000千多张卡片，才有了现在色彩鲜艳如初的画作，而原洞窟内的壁画现已经斑驳到几乎无法看见。
根据复原临摹画衣服上的小簇折枝花纹，沈从文认为这可能只是一般刺绣。周询则觉得，复原临摹虽然有画家严谨的考据，但也有一点点“艺术家的想象”在里面，不能完全按照图来索引古代的原貌。
“（服装上）有花纹的一般就是锦或者是绣。可以看它有没有对称变化出现(来判断是否是锦)。花如果每个平方出来的都是一样，就是织造出来的。绣就没有必要绣的这么规整。要是绣成这样，绣几年都绣不出来。”
礼佛图服饰上的花很简单，依照周询的判断类似一种缠枝花纹。小缠枝花和写生花鸟蜂蝶是唐代蜀锦流行式样。现代日本和服装饰花纹所说的“唐草”，正是蜀锦中的缠枝花纹变化而来。
（左图）日本正仓院藏唐朝安君子半臂；（右图）《都督夫人礼佛图》，王夫人着半臂局部。
公元7世纪到9世纪，日本数次派遣唐使往唐朝带回大量丝绸制品，这些丝织品成为日本皇室成员的御用之物，后被收入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场所被妥善保管。寥寥数次遣唐使，所带回来的唐蜀锦样式，成为日本后来的织物花纹的根本，影响至今延绵不绝。而日本由于保存了随四路而来的大量中国、新罗、乃至波斯文物精品，又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
室町时期（元朝到明朝），日本能乐装束，紅地蜀江文黄緞狩衣 。
古人的智慧
周询对封面新闻（thecover.cn）说，日本法隆寺也收藏了一些蜀锦，年代略早于正仓院的收藏，但越早期的蜀锦，花纹反而更繁复。而这和时代的追求有关系，“我们常常说蜀锦工艺复杂，主要体现在花回（一个循环花纹的长度）上。花回越大，工艺越复杂。但（年代）越往后，花回越小，也就是说工艺越简单。（中国地区）宋以后锦的花纹都很格式化了。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审美变化有关系。”
北宋朝廷迁大量蜀锦工前往都城汴梁，以提高首都的丝织业制造技术。南宋之后，汴梁的织锦工又被迁往南京、苏州和杭州，推动这些地区的织锦工艺。而明清以后，蜀锦的生产开始走向衰落。“但蜀锦没有完全没落，到清代也是很领先。只是说其他的织锦类型有皇家扶持，有大批订单，也有专门官员监管，蜀锦在明代以后就没有了这样的优势。”
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发掘出4台提花织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
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老官山汉墓提花织机模型。
“那个织机很先进，至少领先了欧洲一千年，”提起老官山织机的发现，原本专业研究科技史的周询显得很兴奋，“这个织机比我们现在用的‘丁桥织机’还要先进。它不用花本，穿经之前就编好程序。编好程织造程序就简单了，“老幼皆可为之”。
有专家认为这台织机的自动化程度相当高，就是说编程编好了以后，不需要特别学习技能就可以操作，非常轻松。编程这个人一定是具有很高智慧的织工，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把古人的智慧完全猜透。”
成都博馆展出的蜀锦。
《西京杂记》中曾记载古代蜀锦60天出1匹，“一开始还觉得好慢。我们调查了一下，现在用传统花楼织机织锦的锦工，无论云锦还是蜀锦，一天8小时都只能织8厘米，织完一匹怎么也得半年一年的。说明当年的织造速度多快啊。可能工作不止8小时，挑灯夜战，换人不换机都是可能的，所以能批量生产，效率很高的。”
但是尽管丝绸之路沿路的地区都有蜀锦出土，但是成都乃至四川本地还没有出土过宋代以前，也就是蜀锦全盛时期的织品文物。这给蜀锦的研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蜀锦的辉煌只是在文字里。”
日本正仓院藏唐朝琵琶袋。
“其实成都的历史文化很深，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渐渐淡忘”。邻国日本仅仅凭几件泊来的丝绸，便养育成为一个文化艺术大国。不过，周询觉得日本的锦绣只是得了一个表面。而通透过敦煌、透过历史，周询希望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在我们心灵深处那种文化的底蕴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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